首先，张国焘对瞿秋白的批评来得非常猛烈。在中共党内，论资历，应该说张国焘比瞿秋白老。但是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支持下后来居上，特别是八七会议以后成了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与此同时，张国焘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经过南昌起义的挫折，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逐步成为被瞿秋白中央冷落、排斥的对象。当初他受罗米纳兹和瞿秋白的派遣，极不情愿地到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电文，结果同具体领导起义的同志发生了矛盾。南昌起义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张国焘于10月中旬返回上海，之后在此度过了近8个月的地下生活，不仅遭受处分，而且没有被中央安排做什么具体工作，直到1928年4月被中央指派到哈尔滨负责接应过境的六大代表，然后自己到莫斯科参加大会。在上海的一段时日，张国焘过得苦闷难耐，度日如年，其失落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他对瞿秋白早就是一肚子意见和不满，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以及八七会议后中央的大政方针也是牢骚满腹。现在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有时间和条件讨论问题，而瞿秋白倡导的民主作风，布哈林主持召开的“政治谈话会”等，终于为张国焘提供了一个公开发泄自己内心不满的机会和场合。在莫斯科郊外的六大会场，张国焘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攻击和指责瞿秋白的机会。就连6月20日瞿秋白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期间，张国焘也多次从座位上打断瞿秋白的话，提出不同意见，或批评瞿秋白的说法。在报告的结尾处听到瞿秋白说“关于过去的事，或者说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作相比”时，张国焘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说：“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除了张国焘外，罗亦农、王若飞等也对瞿秋白提出了批评。

此外，来自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批评也很严厉。由于张国焘对瞿秋白的批评，而瞿秋白对张国焘的错误也没有表示沉默，对来自张国焘的批评也总是予以回击，因此两人经常争论不休，有时达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两个中央领导人互相攻击，对其他代表的情绪产生了不良影响。于是瞿秋白又招来了布哈林和米夫对他的严厉批评，再加上各地的与会代表对盲动错误的批评也都集中到瞿秋白的头上。这就很自然地使大会的主角瞿秋白变成了大会的主要挨批者。因此也影响到共产国际对他的支持，使在六大上唱主角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并没有被大会当选为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