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17日，张国焘就中大“清党”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国际监察委员会写信。在这封信中，张国焘对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发表《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问题的声明》，表示“总的来说是赞成的”，但是该声明的缺点是只谈中大内部问题，“而没有提及与此有关的外部问题”。对于瞿秋白、邓中夏在中大清党会议上的讲话，张国焘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讲话没有考虑到他的立场，而他与中共代表团的多数人是有分歧的：第一，他认为瞿秋白、邓中夏在中大讲话中对“与富农结盟”问题的认识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导致了中国学生对富农作用的认识模糊不清；第二，他认为瞿秋白、邓中夏在讲话中没有指出鲍罗廷于1929年4月在中国问题研究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中所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错误以及拉拢一批中国同志的企图，没有提醒中国学生今后不要追随鲍罗廷同志的错误领导；第三，他认为瞿秋白、邓中夏在讲话中没有充分揭露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是反对支部局的，没有明确号召阿拉金小集团的同志们认识和改正他们的错误；第四，他认为瞿秋白、邓中夏在讲话中没有指出1929年7月中大学生“十天大会”作出的决议是正确的，在会后也没有十分积极地支持支部局贯彻执行大会的决议，而认为支部局的路线是“实践中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使他们的错误变得更为严重，表现为搞派别活动并在客观上为托派所利用。

张国焘的反戈一击，使瞿秋白“腹背受敌”。一方面清党委员会支持米夫、王明一派的人，把矛头指向中共代表团和瞿秋白，既指责瞿秋白是中大托派反党小组织的后台，又要他承担对李剑如、余笃三的所谓“派别活动”的责任；另一方面张国焘如此调转枪口，反戈一击，在信中提出的那些居心非善的批评，使瞿秋白既感到烦恼和无聊，又令他措手不及。

5．顶着“处分”回国

1930年4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派，途经德国等到达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解决中共中央与远东局的矛盾，处理中共代表团因解决中大派别斗争问题而与共产国际发生的分歧等问题。

5月15日，瞿秋白与周恩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写信说：

鉴于中国学生和其他一些同志向国际监察委员会提出声明，我们建议在政治委员会5月18日会议上提出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的问题以便研究中国代表团的问题。

屈维它（斯特拉霍夫）

苏（莫斯克文）

当日，米夫一见到这封信函，马上在该文件上批注：

赞成必须成立委员会以尽快解决中国代表团的问题。建议委员会由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格克尔特、安加雷蒂斯同志组成。

6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瞿秋白、张国焘同曼努伊尔斯基、米夫、基萨诺娃、库西宁、莫斯克文（周恩来——引者注）、格克尔特一起参加了会议，主要听取“安加雷蒂斯同志关于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清党过程中提出的对中共代表团及其个别成员指控的通报”。这次会议决定：

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对待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别斗争的行为方式，并建议中共中央更新其代表团必要数量的成员，新的任命应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商定。

成立由米夫、莫斯克文、格克尔特、安加雷蒂斯和基萨诺娃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提出论证上述决定的理由。

真不知瞿秋白当时听后作何感想，打击他和中共代表团，还要堂而皇之地找理由进行论证，以便使他和其他被打击的人口服心服，也真算是做到“仁至义尽”了。

经过20多天的论证，米夫等人终于在6月28日拿出了论证的建议。这一天，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原则上通过关于中国代表团在处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小集团斗争时活动问题的决议草案”。经库西宁定稿后，便形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共代表团在处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别斗争时的活动问题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直接责任，是在解决为中共培养干部这一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中央提供最大的帮助。例如，这要求与学校领导共同进行反对学生中瓦解学校工作并破坏完成中大直接任务的种种倾向、派别活动和破坏分子的斗争。

但是代表团不理解这一责任，而力图采取完全错误的方法把中大学生聚集在自己周围。因此中国代表团不去帮助彻底肃清派别活动，反而实际上支持中大中国学生中的派别活动。

2．例如，中国代表团应对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的活动负责，该集团在中大搞无原则斗争，实际上堕落到与托派和右派结盟的地步。中国代表团中多数人（斯特拉霍夫、邓中夏、余飞）领导了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的活动。少数人（张彪）并非一开始，而只是在后来才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对待中大的派别活动上有所区别，但即使那时也没有在共产国际各机构面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反对代表团多数人的活动。

3．至于中国代表团个别成员同情托派的嫌疑，政治委员会则认为，这类嫌疑只依据托派本身的供词，并未得到证实，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国代表团没有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充分的思想斗争，而是采取自己的方式与托派争夺在中国学生中的优势地位，调和主义地对待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在争夺对中大影响时利用托派的企图。（图84）

4．政治委员会完全不否认学校领导和支部局对中大工作被破坏到现在这种地步负有很大的责任，同时指出中国代表团对此事也有相应的责任。代表团对派别活动的实际支持、接近代表团多数人的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的无原则斗争、代表团成员的某些政治错误（如在富农问题上），甚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定后在一系列问题上立场不够明确——这些都助长了托派扩大其在学生群众中的影响和瓦解学校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