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张国焘反戈一击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处理中大问题上其内部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张国焘甩手而去，加之其他意见分歧，等等情况传到国内。1929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特别会议。向忠发、李立三、项英、关向应、周恩来、罗登贤、徐锡根等与会，讨论了中央与远东局的意见分歧，牵涉到开除陈独秀党籍、中大风潮、中共代表团等问题。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到莫斯科解决所有有关问题。

会上在讨论中共代表团问题时，关向应认为，在解决中大学生问题上，瞿秋白和张国焘“各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结果暴露出在我们代表团内部存在两条不同的路线，影响了所有学生并造成不好的印象”。项英认为，“为防止代表团达不成一致意见”，必须赋予派去的人具有解决问题和履行改组中共代表团职责的全权。最后，会议主席向忠发总结时认为：

我同意大家提出的方法，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而代表团无疑有两条工作路线，这是非常危险的。要采取一种方法，使我们派去的代表作出报告并要求代表团作出答复。凡有调和主义倾向的人都应剥夺其全权，而有机会主义路线及从事反对派和取消派活动的人，应给以严厉谴责。因此代表团要进行改组。······邓中夏、黄平和满（不知何人——引者注）要回来，瞿秋白留在那里，派去的代表（指周恩来——引者注）一定要回来。

当瞿秋白从医院返回工作岗位后，因中大引起的对他不利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使瞿秋白感到非常痛苦和愤怒。为此，1930年3月19日，他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请求对米夫等人加给他和中共代表团的指控进行调查。他写道：

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支部清党过程中，根据瓦日诺夫同志（郭妙根——引者注）的交代和与之相联系，许多同志对我们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指责。（3月18日）当我们在清党会议上讲话时，这些同志纷纷插话，继续提出这些指责，而且这些指责已在支部局的机关刊物——墙报上登出。昨天这些指责再次被准确表述如下：

1．代表团成员（斯特拉霍夫、邓中夏、余飞、陆定一、张彪——所有人的名字都被提到了）有自己的行动纲领，即不同于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反对这一路线的路线。

2．代表团成员在学生当中成立右派组织（阿拉金、韦利霍夫、瓦日诺夫等）。

3．这个组织同托派组织举行过会议，同后者进行了谈判，这一右派组织过去和现在都在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斗争。

有鉴于此，谨请你们查明这些指责。

阿拉金即李剑如，韦利霍夫即余笃三，瓦日诺夫即郭妙根。

尽管遭受诬陷，但瞿秋白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工作，即使涉及到中大的事务，也并不回避或听之任之（图83）。这从1930年4月2日，他与陆定一、刘明佛写信给希塔罗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一事可以看出。信是这样写的：

获悉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已作出决定，在派往国际共青团学校学习的8名中国学生当中，只有两名同志来自中国，另6人将从中国大学（指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引者注）学生中挑选，我们认为，如有可能，这一决定应予重新审议。

我们建议，所有派往国际共青团学校学习的学生都从中国挑选（出于经费及其他考虑，学生人数可以减少或更改），理由如下：

1．大学里的情况表明，只有很少数的共青团是优秀的。在中国共青团干部问题很尖锐的时候，必须尽快派这很少数人回国。大学里表现不好，有派性的人不应派往国际共青团学校。

2．当大学学生长时期呆在莫斯科学习时，中国有为数众多的新干部需要学习；这些新干部都是工人，长期在白色恐怖猖獗的条件下进行斗争，作为中国共青团未来的干部更适合和更需要接受理论上的培训。

3．考虑到共青团有年龄限制，大学的共青团在这里呆了至少已有一年，很快就要成为党员并退出共青团。要是他们再在国际共青团学校呆一年，情况更是如此。因此，我们挑选新的还能在共青团中工作很久的年轻人来这里学习不是更好吗？

从共青团干部流动的角度看，这样做是很有好处的。

就在瞿秋白、邓中夏、陆定一等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坚持原则，坚持工作，并继续与米夫等人的不正派活动进行斗争时，张国焘却看风使舵，不仅不是如他自己所言对中大斗争“不再过问”，而是反戈一击，倒向米夫、王明一派。这为他出来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能够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首脑人物赚取了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