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瞿秋白、周恩来在与远东局多次沟通和协商的基础上，共同主持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在上海麦赫斯脱路（今泰兴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36人，其中中央委员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团中央、全总党团等代表20人。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并作《组织工作的报告》，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远东局负责人雷利斯基和罗伯特出席会议并一直参与讨论。

瞿秋白作了《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的报告。报告分为5个部分：中国革命高涨的估量、策略问题和革命高涨的新时期、新的革命高涨和党的任务、组织问题、党内反倾向斗争。瞿秋白在报告中，一面批评李立三等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倾错误，一面又强调指出：“中共中央最近有一点错误，决不是总的政治路线不正确”，“中央一向是站在国际路线之下的，就是完全同意中国革命高潮一定到来的总路线上的，在这立场上来布置工作是对的。”在对于形势评估和方针政策、策略等方面，瞿秋白坚决执行共产国际七月决议、远东局指示和中共六大决议精神。会议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一九三0年九月，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0年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决议）》以及《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等。

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10月5日，瞿秋白、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忘记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发电报汇报六届三中全会情况：

中共三中全会已开幕（应该是闭幕——引者注）。全会一致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切指示，并根据这些指示以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勇气对党在所报告的时期内的全部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李立三同志也同样对自己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三中全会仔细地讨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党的新任务，特别是在苏区工作的新任务的指示，并完全同意这些指示。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也没有忘记给莫斯科写信报告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情况：

奥斯藤同志（即雷利斯基——引者注）作为远东局代表在中央全会上发表了讲话，听取了李立三的发言，并向我们报告说，李立三的发言完全符合已达成的协议，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莫斯克文也就莫斯科通过的决议作了很出色的发言并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李立三所犯的错误。所有决议都一致通过。

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改选了中央政治局，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宣传部、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中央党报委员会的工作。向忠发虽仍为党的总书记，但实际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是周恩来与瞿秋白。

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远东局是信赖和倚重瞿秋白与周恩来的。远东局与六届三中全会改选的、实际由瞿、周主导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关系也是和谐的，因经费短缺而造成的中共领导人不断的其实也是正确的“请给经费”的要求与远东局在这方面的无能为力之间的不协调除外。因此，雷利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写信说：

政治局与远东局之间的关系很好。这种关系能持续多久，取决于许多因素，首先是您对经费问题的解决。

但是最终打破这种和谐关系的因素并不是经费问题，而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李立三错误性质认定的改变。

5．纠“左”有功反挨批

六届三中全会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一次会议。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一九三0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这种“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它纠正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撤销了中央总行委及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党、团及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正常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指导机关里的支配地位和作用；全会正式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这对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但是六届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表现在没有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算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实质；错误地强调反右倾；对曾经反对立三时期的“左”倾错误并受压制的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正直干部，不仅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反而将他们仍然当作三中全会打击的对象。这就让人觉得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与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央没有什么两样。当然将三中全会的缺点与功绩相比，其功绩还是主要的。

远东局写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也表明了这一点：

莫斯克文和斯特拉霍夫同志回来后，政治局本身的工作有改进。两个月来召开了中央全会、军事会议、工会全会，正在召开共青团中央全会。前三个全体会议开得很好。这说明，虽然李立三同志的政策引起了混乱，但是党内的保密工作和纪律并没有削弱。

对瞿秋白来说，六届三中全会还有一个功不可没的地方，那就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图87）。这一重大举措，只有到遵义会议时，在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决一胜负的紧要关头，人们才能深刻领会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毛泽东进入最高决策层的深远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和瞿秋白，一个是很成功的领袖，一个是不成熟的早期领袖。但是认真探索一下他们两人的活动轨迹，就会发现他们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都曾达到共识。正是这种共识，使得先于毛泽东处于中共中央领导岗位的瞿秋白，是最早认识到毛泽东对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指示有独到见解和独立思考的人，最早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开拓性的贡献。瞿秋白对毛泽东的扶持是真诚的，就像毛泽东后来在长征前反对王明路线执行者不怀好意将瞿秋白留在苏区、后来又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第一次为壮烈牺牲10年而一直未能盖棺论定的瞿秋白作公正评价一样的真诚。

但是，历史仿佛注定要让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一晃而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