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李立三在7、8月间的一些藐视莫斯科权威的观点、语言、想法、行动等信息陆续传到莫斯科，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十分震动和恼火。真正让莫斯科与斯大林震惊和恼怒的不是李立三坚持自己主张的决心和态度，而是他竟敢藐视莫斯科的权威。“李[立三]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列宁，更有甚者：他号召共产国际改变路线——转入进攻和尽快宣布世界革命”。李立三认为，“不仅共产国际应当批准中共立即开始发动夺取武汉的总暴动，而且苏联和共产国际也要准备采取进攻路线，配合中国革命”。李立三这是要苏联和共产国际采取进攻路线，配合中国的夺权斗争。正像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内部状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通报中所写的那样，“问题在于政治局（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企图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

这无疑是犯了莫斯科的“大忌”。于是李立三错误的性质被迅速升级。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该信以极其强硬的言词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

必须明白了解：——问题不是什么不同意见，或者是估量时机和了解策略任务上的次要的不同意见。必须完全明白了解：——这里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有了两条原则上不同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

······

立三同志竟用了共产主义的“左”右叛徒所用过而已经被打碎的理论，就是说共产国际不知道当地情形，说中国的例外情形，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的理论。他竟敢于把对共产国际的忠实和对于中国革命的忠实互相对立起来，他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说占领武汉之后，再去和共产国际说话就不同了等等。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方针，不能不引导到这种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

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了共产国际这封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来信。看完信后，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等人明白，该信完全改变了共产国际以前有关指示的基本精神，也全然不顾瞿秋白等人为执行共产国际原来指示所做的一切努力。如果要贯彻落实这封指示信的精神，就意味着要推翻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重要决议。因此18日在政治局开会讨论这封国际来信时，瞿秋白发言说：

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共产国际的这封信，因为现在一方面三中全会的材料正在下发，但是还没有完全发到支部，而另一方面，已经出现错误解释这些文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来信自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这封信谈了三个问题：1.这封信中最重要的就是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并且没有说中央的整个路线是错误的。2.信中根据一些材料和8月1日和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工作决议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6月11日的政治局决议和8月15日的宣言没有偏离正确的路线，然而，“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解释与中央和党的正确路线不一致。我们只是在三中全会前和会议期间没有明确规定而深刻地予以揭露，但也没有表现出调和主义倾向。3.来信的某些部分与事实不符，必须予以纠正。但是这涉及的是一些很次要的和不重要的问题。

对共产国际的来信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和正确的理解，以便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时让全党都能理解这些指示，此外，我们应该发电报答复共产国际。

瞿秋白还建议，中央政治局和远东局尽快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这封信。显然瞿秋白是想将李立三的错误与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也就是制定的路线）区别开来。因为在六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不久又要马上去推翻它，必定要影响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威信，会在党内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但是瞿秋白的这篇发言，成了此后共产国际批判他否定他打击他的重要依据。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决定：由瞿秋白收集材料，起草报告提纲。此后，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包括青年团的会议，与远东局的联席会议，党中央与青年团联席会议，等等。在这一系列会议的基础上，11月25日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该决议作为六届三中全会的“补充决议”下发全党。决议认为：

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斯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亦还没有对于立三同志路线的影响占着优势的时期里面政治局的工作，给以正确的估量。——立三同志的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掩盖对于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态度，而在实行上领导党走上盲动冒险主义的道路。

这种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在过去，这种调和态度帮助了立三同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使执行国际路线的主要任务，没有能彻底解决。

从此，六届三中全会和瞿秋白就被指控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此后，瞿秋白走过了一段极艰难的政治人生历程和心路历程。他在坚持六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跟上共产国际的思路之间，痛苦地不断否定自己和重新选择。与此相伴的是，他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和地位急剧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