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配土地原则方面，我们同意东方部草案中提出的原则，我们认为，根据劳力和人口数量分配土地的混合原则是比较合适的。目前在许多苏区是按人口数量分配土地，富农最占便宜，因为他们都是大家庭。······只按劳力分配土地的原则，从江西省的经验看也有缺点。老人、残疾人、孤儿和寡妇就分不到土地。有很多人口的中农家庭也是一样，从中占不到便宜。在机械地实行这一原则的一些地方，有人提出：应该把红军家属的土地收回来，因为这些家庭没有劳力耕种土地。

在分了土地的苏区，甚至手工业者和苏维埃所有职员也分到了土地。实行的是每个人都分得一小块土地的办法。结果是许多土地荒芜，无人耕种。苏维埃徒劳地采用了类似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种种名称，而实际上甚至都没有把红军战士家庭的土地合在一起并帮助它们雇人耕种。结果红军战士家庭由于妇女体力弱自己不能耕种，分得土地后连一个雇工也雇不起，因此不能从土地革命中得到什么好处。

在补充意见中，瞿秋白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汇报了党在苏区的经济政策。他说：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目前中国苏维埃地区还没有经济政策。所有经济措施都不是以阶级观点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因此红军占领城市后，一方面，张贴关于“保护中小商人”的布告，甚至彭德怀在长沙给商会写信说，“贵组织同情革命”，希望它能集资支持红军。另一方面，红军采取了强迫降价的办法，试图降低苏区最低生活标准。······但是经济开始停滞不前。

瞿秋白还告诉共产国际：

苏区的财政政策很混乱。一些苏区发行纸币，但这些纸币是用很糟糕的纸张印制的，很快就不能用了。这些纸币是采用油彩石印术印制的。此外，发行量也没有限制。最近鄂西工农银行开始发行用石板印刷术印制的纸币，而且限制印制数量。财务部门的开支都不列入预算。一些苏区有比较集中的财政政策，另一些苏区则自行其是：红军、政府、党组织自己征收钱款，根本不实行建立在阶级立场之上的税收政策。这在某种情况下必然会损害贫农的利益。

此外，瞿秋白在信中还谈到，对苏区钱庄的政策和实行城乡合作社制度的问题。这些对党领导的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扩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六届三中全会后的10月30日，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副刊《实话》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的意义》。文章指出，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有正确的策略，解决那些领导和发展苏维埃运动的任务。这种领导和发展苏维埃运动的任务，现在有两方面应当注意的：

第一，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问题——就是要使苏维埃区域的发展，有阵地的向外扩大，有后方的向前进攻，这样去组织已经各部开始的革命战争。······第二，积极准备武装的问题——就是现在在反动统治区域里面，一切运动都要和为着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联系。这个意思是说，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日常部分斗争应当始终发动和领导起来，应当要集中到为着政权的斗争，不单是组织兵士暴动，去削弱反革命的武力，而且要兵士群众自觉的拒绝攻打红军，自愿的投到红军里去，不单是要从农民游击战争发展到地方暴动，而且要明确定出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的方针。

11月2日，瞿秋白又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组织和领导问题——长沙战争的教训和苏维埃根据地建立的任务》长文。文章提出要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