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六届四中全会的批判声中下台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22人，列席会议的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和团中央、“苏准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的代表、白区党的基层组织的代表，还有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一共37人。会议只开了一天。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时，米夫亲自与会，并严严实实地控制着整个会议的进程。当会议主持人向忠发宣布六届四中全会开始时，罗章龙等人起而反对，要求改期召开紧急会议。于是全会一开始就发生了关于会议性质的争论。但是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压下了争论，他“坚决要求四中全会立即开始”。

六届四中全会主要有四项议程，即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讨论报告，米夫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作结论，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选中央政治局。会上，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米夫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作结论。王明在向忠发的报告后作了较长时间的发言，主要是批判李立三的错误；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点名批判瞿秋白，认为他作为三中全会的主要政治领导者与李立三的错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宣称只撤换几个中央负责人是不够的，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强调要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竭力吹捧共产国际指示的至高无上和绝对正确。在不正常的气氛中，瞿秋白、周恩来事实上成为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受到许多不合理的、带有宗派情绪的批判。会议最后由米夫“钦定”名单对中央委员会进行补选，对政治局进行改选。结果不是中央委员的陈绍禹（王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贺昌四人离开中央领导机关；另外，反对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和王明宗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重要干部完全遭到排斥。

会上不断出现激烈争论，米夫每次都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加以制止，他有力地控制着全会按照预定目标发展。结果如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四中全会“把坚定地为共产国际路线而斗争的所谓‘青年人’推上负责工作岗位”。显然，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特别是米夫坐镇上海的直接控制，陈绍禹（王明）不可能在激烈的反对声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这是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的结论。对于瞿秋白来说，这是他壮烈牺牲却未盖棺论定的10年后得到的公正评价。

而六届四中全会时瞿秋白的感觉是：

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0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受瞿秋白个人遭遇的牵连，他的妻子杨之华也被撤职。1930年秋，与瞿秋白一起回上海的杨之华，担任中央妇委秘书、中华全国总工会妇女部部长。六届三中全会后，由于瞿秋白遭受批判，继而于六届四中全会被“赶出”中央政治局，杨之华也受到株连，工作的权利被剥夺。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1931年2月19日，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秘书奥斯藤（雷利斯基）在与中共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交谈时表示：

莫斯科对撤掉斯特朗（即瞿秋白—引者注）妻子职务一无所知，她曾请求解除她的职务，但我们拒绝了她的这一要求。

看来，杨之华在瞿秋白遭到批判和否定后，“曾请求解除她的职务”，但远东局没有同意。可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却真的解除了她的职务。当然，王明等人使用“株连”手法，并不奇怪。

六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次非常不正常的会议。但是其结果正符合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的意图。当然，米夫也很清楚陈绍禹等新人没有威望撑起整个政治局，因此面对罗章龙等人全盘否定、大换班的要求，他努力进行说服工作。在四中全会上作结论发言时，米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