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已经说过，谁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的应当出去，党里全没有人了。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一致而斗争，如忠发，锡根，向荣[应]、温玉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

因此，远东局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虽然对周恩来等进行了尖锐批评，但仍然从实际出发，保留了周恩来、项英、罗登贤、关向应、毛泽东等原政治局成员继续当选，为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保留了领导工作机会；同时新增加了任弼时、刘少奇为政治局委员。

米夫后来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谈及了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党内情况时说：

粉碎和根除党内为任何反共产国际倾向造成适宜环境的宗派集团。我们知道了党内旧的派别，知道了斯特拉霍夫-李立三派别……四中全会基本上决定性地完成了摆在它面前的任务。我们局无论在四中全会前还是在全会期间也都较好地起到了自己的作用。我们遭到了党在十分困难的所处的非常紧张、非常危急的局面，但我们好歹已经控制了局面。

由此可见，六届四中全会及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选都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机构远东局强行安排的结果。作为分管中国革命工作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远东局负责人米夫，对陈绍禹派甚为器重，把他们看成是“可靠的、忠实的”的青年国际派予以特别信任，对他们的密信和言论偏听偏信，对他们的教条宗派活动偏袒和支持。与此相应的是，对原中共中央领导人由怀疑到不信任，由不信任到不使用，并且运用组织和非组织手段支持陈绍禹派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中央，最后强行主导安排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让陈绍禹派进入中央掌权。可以说，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代表机构远东局一手将整个中国革命置于比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更严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控制之下，使中国革命事业此后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为此付出了高额政治成本。

但是，1931年3-4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对远东局主导召开的这次四中全会是满意的。3月31日晚全会召开第九次会议，主要讨论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出席会议的刘少奇发言说：

在各种“左的”漂亮词句的掩盖下，李立三路线实质上是一条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曾企图取消赤色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群众性组织。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严重地危害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运动。

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在斯特拉霍夫同志的领导下，对这些错误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方针，同时对实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没有进行斗争。但是，我们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及时纠正了这些错误，对中国党内许多犯有这种错误的领导人进行了打击。

同李立三、向忠发时期及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相比，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与远东局的关系矛盾分歧较少，几乎到了高度一致的程度。这是因为，一方面，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远东局要“承担对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实际领导工作，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建立密切联系并按照不同方向分配远东局一些成员的工作”。从此，远东局对中共的领导由指导性变成了指令性，米夫及远东局在中共党内具有决定性发言地位。此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专门讨论中共、中国革命问题的次数明显减少，它主要是通过其代表机构远东局就地直接进行指导。米夫坐镇上海后，远东局不仅直接主导筹备、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而且对此后的中央政治局领导工作直接作决议、发指示。从大政方针到具体工作部署，远东局几乎对各项重要工作，件件过问，完全是“保姆式的扶持”。另一方面，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常委1931年1月至9月期间（此后远东局成员因生存问题绝大部分撤离中国，其机构名存实不存），因被捕牺牲或叛变、或去苏区和莫斯科等原因离开上海，经常发生变动，很不稳定，同时留在政治局的“旧领导”向忠发、周恩来等人，刚刚受过批判，按照米夫的话说，是要“戴罪立功”的，自然对米夫和远东局不能有什么不同意见；新当选的王明等人，正受共产国际信任和重用，对米夫和远东局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百依百顺。于是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实际工作中形成了高度一致的上下级直接指导关系。六届四中全会后远东局对中共中央这种事事过问、全面控制的保姆式领导方式，“严重削弱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决策的权利，严重限制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具有丰富经验、决策水平高的中央老的领导成员们应有的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