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

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

谓我何求。”

接下来全文分为七个部分，即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到目前为止，人们看到的《多余的话》都是抄件，据当时到狱中采访瞿秋白的《福建民报》记者李克长（唯一的一次采访）说，原件是写在黑布面练习本上，用蓝黑墨水的钢笔书写的。这“黑布面练习本”是否就是杨之华分别时给他买的黑漆布面笔记本？不得而知。又据说，瞿秋白在监狱时就托人将原件寄到汉口一个亲戚家。亲戚是谁？寄到没有？也不得而知。但是就《多余的话》的内容来看，伪造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瞿秋白所作。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敌人为了自己的宣传效果，对其进行删改的可能。

关于《多余的话》的写作动机、思想内容、性质等问题的争论，可以说自瞿秋白写完、特别是在国民党的新闻媒体上公开后就开始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社会群众、亲朋好友、国共两党、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多余的话》的看法、评价、分析、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全面否定说、全面肯定说、既有肯定又有否定说、理解说、不理解说、“自我忏悔”说、“向党检讨”说、“思想自传”说等等，莫衷一是，难有定论。这恐怕正是瞿秋白这篇文稿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笔者赞同理解说。与有些革命烈士临终前留下的慷慨激昂的言词相比，《多余的话》则显得低沉、伤感和消极。在这篇遗书中，瞿秋白毫不掩饰、毫无顾忌地将自己心中的压抑与矛盾和盘托出，暴露出真实的、没有丝毫虚假的自我，留待后人去品评是非。瞿秋白临死前的这篇内心剖白之作，使因莫斯科的派别斗争、六届三中全会、立三路线、六四中全会以及批判“狄康”而连续陷入失意之中的他，又遭到党内许多同志对他新的误解和曲解，甚至有人将其视作“叛变投降的自白书”，从而为他的生前死后抹上了一道浓浓的阴影。

本书认为，对《多余的话》，无论是消遣性的阅读，还是追根探源的研究，有两把钥匙必须掌握。一把“钥匙”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的正文前引用的《诗经》中的四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另一把“钥匙”是与瞿秋白革命生涯紧密相联的俄罗斯解密档案以及其他党的文献等。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看瞿秋白《多余的话》之前，一定要知他、懂他。而要知他、懂他，就一定要了解他的革命经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要做到这“三个了解”，就一定要看当时的档案和各种有关文献，读他的原著。不知他、不懂他，不了解革命历史，不读档案、文献和他的原著，仅仅只看《多余的话》，是不能得出正确认识的。

其实，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他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政治环境中精神生活作负向运动的结果。长期不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使他饱受“内斗”之苦，对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厌倦感，有一种强烈的“角色意识”和“误会心理”。但是同时他在精神生活中，又力求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在党内斗争中顺人而不失己。这种外曲内直的生活，使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看成是“扮演一定的角色”。角色意识使他把自己的一生看作是“历史的误会”，于是一生的政治和文学业绩引不起他的积极情绪，误会心理使他在《多余的话》里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

如果说瞿秋白曾经心不由己，内心一直活得很冲突很紧张的话，那么一旦被关进敌人的监狱，他反而觉得“轻松自由”了。这是一种内心矛盾的解脱。因此，他“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引自《多余的话》），摆脱了一切思想束缚，心里怎么想，手上就怎么写，直面人生，直面自我，进行灵魂上的自我剖析，写下了反映他各种内心冲突的《多余的话》。可以说，《多余的话》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是瞿秋白写给自己看的，是他为自己的心灵而写的。他不需要“原谅”，他需要理解。活人理解活人固然重要，活人理解死人，尤其是那些成为历史人物的死人同样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从容赴死，壮烈牺牲，用行动证明了他的《多余的话》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在对瞿秋白劝降失败后，蒋介石电令将其就地处决。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唱着《国际歌》，沉静、安详、毫无惧色地走向刑场，在长汀罗汉岭的一块草地上，面向敌人的枪口盘腿而坐，从容饮弹就义，给他短暂、激荡、辉煌、坎坷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壮烈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