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月到10月，尽管时间短暂，但瞿秋白忠实认真地履行了他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的职责，为苏区教育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撰写的《阶级战争中的教育》一文，研究和探讨了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里，如何领导和开展苏区的教育工作这个艰难的课题；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与副手、长期代理部长职务的徐特立一起，抓紧制订了教育工作的各种法规条例二十四个，集成《苏维埃教育法规》一书，用毛边纸油印而成，保存至今，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对于苏区教育路线和政策，他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不同意过“左”的路线和政策，当然为此没少挨批评。此外，有时他还亲自到苏维埃大学讲课。

瞿秋白到中央苏区后，苏区形势急剧恶化。最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不得不于这年10月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转移时，中央决定将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又戴着重度近视眼镜、根本无法掩饰其身份的瞿秋白留在被敌人重重包围的中央苏区，随着其他留下的同志一道打游击。关于中央的这一决定，在瞿秋白被捕牺牲后，有很多当事人或相关的历史人物（如李德、张闻天、陈毅、伍修权、吴黎平等）留下回忆，对中央这一决定的理由作了不同的诠释，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此表示遗憾和惋惜。

按照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与红军主力转移后，留下的项英、陈毅、陈潭秋、瞿秋白、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等人成立留守的最高领导机构——苏区中央分局，由项英担任书记、陈潭秋任组织部长、瞿秋白任宣传部长，陈毅担任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主任。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敌人很快就占领了江西瑞金、于都、会昌以及福建长汀等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1935年2月初，根据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来的电报指示，留守部队和人员立即精减机关、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苏区中央分局撤销，改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由项英、陈毅、贺昌等人组成，项英为主席。于是，患病的瞿秋白、年老体弱的何叔衡、有孕在身的项英妻子张亮及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等人，被安排由邓子恢负责护送转道香港去上海。决定作出后，瞿秋白等人先行突围。

2月23日，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发生激战，何叔衡牺牲，邓子恢冲出重围，瞿秋白不幸被俘，一同被俘的还有张亮、周月林。开始，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瞿秋白化名林琪祥，编造了一个假身份假履历，张亮、周月林也是如此，敌人被迷惑。他们被押送到上杭县监狱。在这里，张亮、周月林被保释。瞿秋白为了脱身，便以“林琪祥”的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周建人、杨之华写信，述说被捕后的情况，还告诉他们，如果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可以释放。但是，就在鲁迅、杨之华等人焦急万分、设法营救还没有眉目的时候，被保释出去的张亮却向敌人供出“林琪祥就是瞿秋白”，被重新收押的周月林证明了张亮的供词。身份暴露后的瞿秋白于4月下旬被押解至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部所在地长汀。在长汀的审讯中，虽然瞿秋白仍坚持自己是“林琪祥”，但是敌人将曾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过、认识瞿秋白、并已被俘投敌叛变的郑大鹏带到审讯室指认。在郑大鹏指认后，瞿秋白坦然一笑，对敌人说：“既经指认，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

当时三十六师师长是宋希濂。他很早就读过瞿秋白介绍苏俄的文章，对瞿秋白的学问、文才十分仰慕。他想劝降瞿秋白，因此将瞿秋白单独囚禁在师部，并给以“优裕生活”：按三十六师师部工作人员伙食标准供食；自他以下，一律称瞿秋白为先生；囚室内放置书桌，供给纸笔砚墨，古诗词文案；每天可在庭院内散步两次；有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生活和治病；禁用镣铐和刑罚。所以如此，是想软化瞿秋白的革命意志，以收劝降之功效。但是，宋希濂也好，南京派来的劝降专使也好，对瞿秋白来说都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就像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那样：“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在宋希濂安排的囚室中，深知自己所剩时间不多的瞿秋白，除抓紧写了一篇宣扬苏区成就的“供词”以及一些诗文外，他最重要的是留下了一篇至今都难有定论的著名文稿，这就是他于5月17日至22日写成的自传性遗书《多余的话》。《多余的话》全文长约18000字，以《诗经》中的四句话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