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初，古城北京已是春意盎然，但是，阵阵寒风夹杂着漫天黄沙不时袭来，直搅得整个京城昏天昏地。急匆匆为生计而奔波的人们，迎着扑面而来的风沙，已是心情不悦；当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噩耗传来时，许多有识之士更显得烦躁不安。

巴黎和会是1919年1月召开的。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月8日在国会演说时，提出了一个《和平条款十四条》，宣称各国在外交事务中均须开诚布公，以国际公意为准则，对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他还提出要组织国际联合会，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

威尔逊的《十四条》，对渴望获得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的中国人民颇具迷惑作用。1918年11月30日晚，北京学生举行提灯游行，不少学生跑到美国大使馆门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也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一时间，“公理战胜强权”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北京政府还决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已被推倒了的象征着国耻的克林德碑，改建成一座“公理战胜”的纪念牌坊。中国人民怀着对公理战胜的渴望，注视着巴黎和会，对美国及巴黎和会寄托了极大的幻想。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美、英、法、日、意等27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中国政府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等5人出席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七项希望条件：废弃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驻华军队、巡警；裁退外国在华的邮政电报机构；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接着，又在中国留欧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向和会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

中国代表的第一项提案刚一提出，就被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所组成的决策机构——“四人会议”挡了回来，理由是这项提案不在和会的权限之内。当讨论第二项提案时，由于日本的坚决反对，英、法两国支持日本，美国采取默认的态度，和会竟在4月底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让给日本，并写进了和约条款。

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人们对威尔逊、对美国、对巴黎和会的幻想破灭了，被欺骗和被羞辱的感情顿时化作强烈的怒火，人们被激怒了。陈独秀大声疾呼：“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北京大学的学生更讽刺威尔逊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十四等于零”。一时间，各地各界人民愤慨万分，纷纷集会，发表通电，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拒绝接受丧权辱国的和约，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北京大学的学生行动起来了。早在2月5日，北京大学2000多名学生就在法科礼堂召开大会，推举出干事十几人，并联合各学校的学生，致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请他们坚持两项提案，不要让步。到5月初，北京各报盛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5月2日，北京大学的学生从校长蔡元培那里证实了这一噩耗。当天下午，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学校代表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办法，决定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与此同时，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等组织的工学会和北大国民社的易克嶷等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决定派人密查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行动。会后，他们设法找到了3人的照片，得悉了曹汝霖的住址。

5月3日晨，北大各公告牌上出现了于当晚7时开会的布告，校园里沸腾起来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北大法科礼堂挤满了来自北大和十几所学校的代表。大会推举北大法科学生廖书仓任临时主席，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两人做记录，北大另一文科学生许德珩起草宣言。大会开始，先由《京报》主笔、北大“新闻研究会”讲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目前形势。接着，北大学生张国焘、丁肇青、许德珩、谢绍敏以及其他各校代表夏秀峰等在大会上发言。他们发言时，个个声泪俱下，与会者为之动容，掌声雷动，气氛十分悲壮。谢绍敏当场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4个大字，揭之于众，更加激发了同学们的情绪。大会进行到深夜11点钟，通过了4项决议：（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四）定于5月4日各校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会后，各校的学生们分头去做准备，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