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1918年4月间，中国留日学生获得《协定》的秘密消息后，就立即进行了集会和散发传单的活动。5月上旬，留日学生决定组织救国团，但他们的活动竟遭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和侮辱。激愤的留日学生决定一律罢学回国。随后，他们陆续回到北京、上海和原籍各省。据5月17日报载，仅回到上海者就达1400余人。

当留日学生的代表回到北京时，即和北大学生中的活动分子邓中夏等人联系，痛陈在东京受辱的经过，共同商讨行动计划。5月19日，北京《大中华报》上揭载了《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内容，次日各报纷纷予以转载。学生们看到后，愤怒异常。5月20日晚，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学生大会，北京其他各校的学生代表也应邀出席。留日学生代表发表了演说，要求废除卖国协定；北大学生代表慷慨陈词，响应留日学生。当场有许多学生痛哭流涕，全体学生表示要和留日学生一致行动，并定于次日去总统府请愿。

5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校学生2000多人，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张国焘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他后来回忆了这次请愿的情形：

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由四个代表(应为8个──作者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甚么。

大总统冯国璋被迫接见了学生代表，用花言巧语欺骗学生。学生们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听信了冯国璋的花言巧语，很快就各回学校去了。第二天，便复课了。

这次请愿虽然没有结果，但是，它使学生们受到了初步锻炼，取得了一些经验。自这次运动后，北京各校的学生三五成群，课余饭后，无不议论着国事和报刊上的文章，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张国焘也关心着时局，他的宿舍也成为谈论国事的场所。他回忆说：

一帮急进的同学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同学们往往成群的聚集在寝室里辩论这问题，而我的房间也是这风暴的一个中心。结果大致得到“救国第一”的结论。我们认为救国运动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急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一致奋起“救国”。

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团体，出版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这种想法在当时颇为流行。在众多的刊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18年12月22日创刊的《每周评论》。这个刊物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弥补《新青年》标榜“不谈政治”，无法密切配合现实政治斗争之不足而发起创办的。《每周评论》创刊后，到五四运动爆发前，着重揭露和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同时进行反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的宣传，也初步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俄国、德国、匈牙利等国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这个刊物的鲜明特点和现实针对性，吸引了广大的读者。特别是一些爱国青年争先阅读该刊物，张国焘自然也不例外。

爱国学生通过请愿活动，认识到团结大多数和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于是，北京大学的部分学生联合其他学校的学生组织了学生爱国会(后因一些学生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认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改为救国会)。7月间，这个组织的代表到天津，会同天津的学生代表到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联络，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学生们组织了一个近乎全国性的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1919年春，北京大学学生会成立，这个学校的救国会成员全部参加了学生会。

为了便于开展活动、加强联系和扩大宣传，学生们自己也积极创办刊物。学生救国会决定在北京成立国民杂志社，出版《国民》杂志。1918年10月20日，该社在北京欧美同学会所召开成立大会。1919年1月《国民》杂志创刊，所需经费是由京、津、沪等地的爱国学生和同情学生运动的教员及社会人士自动捐献的，每人出大洋5元，凡是提供经费的人，都是国民杂志社的社员。到五四运动前，国民杂志社共拥有社员180多人。其中，张国焘和易克嶷、廖书仓、黄日葵、邓中夏、许德珩、段锡朋等都是该社的骨干成员。该社的许多实际工作，都是由他们承担的。李大钊、陈独秀等给予该社以很大的帮助。张国焘参加了国民杂志社，并担任总务股干事，负责向社员筹集经费、经理出版和发行等业务。

与国民杂志社成立的同时，北京大学文科的一部分学生还成立了新潮社，创刊《新潮》杂志。其主要发起人和创办人是傅斯年、罗家伦和徐彦之等。新潮社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对《新青年》起了呐喊助威的作用。国民社和新潮社成为北京大学颇有影响的两大社团。

国民杂志社在其成立启事中，规定了自己的宗旨：（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由于该宗旨所反映的是爱国主义的思想，所以它团结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参加该社的成员既有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张国焘等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易家钺、国家主义者曾琦、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吴载盛以及段锡朋等一班人，成分相当复杂。由于成分复杂，所以该杂志的内容也很复杂。一般说来，该杂志的实际内容都要比它所标榜的宗旨更为激进。它除经常发表一些时事述评外，还发表一些专文，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具有比较鲜明的爱国反帝色彩。国民社的这种政治倾向，不仅使它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使它的主要成员很自然地在后来的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成为运动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张国焘后来回忆起国民杂志社成员和他本人的思想状况时说：

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却有纷(分)歧，并常因此引起争论。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一是少数的保守派，以陈钟凡、黄建中为代表，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二是几乎占半数的调和派，以易克嶷为代表，他是国民杂志社的主要发起人，提倡一致救国，同时也是一个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调和论者；三是与调和派几乎势均力敌的急进派，我和许德珩是这派的发言人，我们主张革命救国，同时拥护新文化运动。

我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的为它服务，但因上述内部意见的分歧，已经感觉不满足了。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同学也来往较密。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我脑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会、到民间去等等观念，于爱国狂热之外，还有点社会革命的意味。

在《国民》、《新潮》创刊不久，邓康(邓中夏)、廖书仓等人又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该团是在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的启示和推动下成立的，其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1919年3月23日，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马神庙理科校长室召开成立大会，选举廖书仓、邓中夏为总务干事，罗家伦、康白情为编辑干事，周炳琳为文牍干事，易克嶷为会计干事。在讲演团成立前即行加入者共有39人，张国焘就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

讲演团成立后，第一次讲演活动是在北京东便门内蟠桃宫举行的。4月3～5日，正值有庙会，讲演团便借此机会到此演讲。“是时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惟第三日因为该庙会最终之期，故较前两日稍少。”参加这次讲演的共有25名团员，讲演大多涉及有关反日爱国、民主自治、破除迷信、反对封建家族制度、普及科学知识和提倡文化学习等内容，共38个题目。张国焘参加了4日和5日的讲演，他在4日讲演的题目是《蟠桃宫》，5日讲演的题目是《衣食住》。4月28日，讲演团又在护国寺讲演一次。4月底，又向京师学务局借用了该局在东、南、西、北4城的4个讲演所，作为讲演地点。

从五四运动前夕讲演团的两次讲题内容来看，大多数还是属于一般的启蒙教育，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讲题还不多。这种状况，伴随着五四风暴的到来而大大改变了。

张国焘来到北京大学两年半的时间里，因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渐渐有了名气，成了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