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固定场所的讲演之外，从5月12日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还组织各校的讲演团分赴市内街头巷尾，展开大规模的宣传讲演活动。张国焘参与组织了讲演活动，并带领一队同学到长辛店，向工人们宣传反日爱国，发展十人团的组织。在城里，北大讲演团在内城，高等师范在前门一带，清华在西城，分团分段巡行讲演。各讲演团除手执旗帜之外，更备地图一份，对照地图讲演，慷慨激昂。5月15日，政府当局下达警备令，禁止学生聚众集会讲演后，有少数学生主张暂停讲演，但大多数学生主张继续讲演。5月17日，北大派出8组讲演团，每组约六七人，分赴东城一带讲演，并散发传单。他们每到一处，总有巡警随行，加以制止，但学生们仍坚持讲演。每每讲到痛切处，听讲的男女老少无不泪下。

巴黎和约签字的日期日益临近，社会各界也纷纷行动起来。5月12日，北京召开了有10余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会后到政府门前请愿。5月1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再次通电全国，并再次致电巴黎中国专使，呼吁奋力抗争，拒绝签字。但是，直到5月17日，北京政府仍不表示拒绝签字。

北京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和对拒签和约的犹豫不决，再次激起了学生们的斗志。5月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集会，议决自5月19日起实行北京全体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发表了《罢课宣言》。

5月19日，总罢课实现了。参加这次罢课的计有北京学生2.5万余人，声势浩大。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不仅组织了各校讲演团，而且还组织了国货维持会、救国十人团，深入街头巷尾，宣传、提倡买卖国货。此外，又组织了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准备一旦需要，就投笔从戎。为加强宣传，还出版发行了《五七》日刊。

在这些活动中，以学生的讲演最为热烈，规模也越来越大。5月19日，分头讲演的约有三四百人，20日增至六七百人，到21日又增至1000多人。学生们的讲演，受到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负责此项工作的张国焘后来回忆说：

我所主持的讲演部，是各校积极分子荟集的场所，人数极多，单是北大就有八百名左右同学参加，因此对于学生联合会的决策影响很大。这些参加者分别组成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分布在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镇集，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印制品，并进行组织民众团体。这些讲演团是当时学生活动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我们向市民、军队、警察宣讲爱国反日的道理，毫无顾忌的攻击北京政府和亲日派，造成了人心愤慨、满城风雨的形势。

我们的讲演方法也日有改进。有一次我带着一个讲演团在一个街口高举旗子，发表演说。围着听讲者约一百多人。夏天的烈日并没有减低他们听讲的热情。他们送茶水给我们；鼓掌声和发问声此起彼伏。我和同伴们都满头大汗，声音虽已嘶哑，但仍是在大声疾呼。这种爱国情绪感动了一位在场的老牧师。他等我们讲演告一段落后，约我们到他的住所去研讨讲演的技术。他指出我们的讲词不够通俗，没有从人民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爱国运动联在一起，因此，我们虽卖了很大的气力，老百姓却还不能完全领悟。他具有很大的热忱，似乎要将他一生传教的演说经验一口气传授给我们。这使我们大为感动，尽力接受他的指教，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各讲演团的学生还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活动。张国焘回忆说：

五四运动也和历次的反日运动一样，以抵制日货为一个重要的节目；这也是能够在经济上打击日本的实际行动。这次在北京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商会协议一致行动。我们的讲演团对于这件工作非常积极；到处发动“救国十人团”的组织。这个新兴的组织对抵制日货发生了可观的作用。团员们相约不买卖日货，并劝告商店不卖日货，市民不买日货，也发生了捣毁日货的事件。抵制日货是当局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北京政府受不住日本外交上的压力，更害怕因此引起与日本人的冲突。

学生们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行动，遭到了日本的粗暴干涉。5月21日，日本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严厉责问的照会，要求取缔反日言论和“过激”言论。5月23日，因东城学生讲演团与日本兵发生口角并致互相殴打，日本公使又两次提出严重交涉。

在日本和美国等帝国主义的干涉下，北京政府恐慌起来，展开了对学生爱国行动的镇压。5月23日，北京政府内务部在给京师警察厅的训令中，要求严格取缔“排日风潮”。随后，北京的军警禁止学生集会、讲演，并开始捕人。5月24日，在北大刚刚出版4天的《五七》日刊被取缔。5月25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徐世昌名义向北京及各省下达了一道严厉镇压爱国运动的命令。同一天，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各校校长会同教职员于3日内“督率”学生一律上课。从5月25日起，北京的各街道上，军警来回穿梭，学生讲演团队的旗帜被夺走，传单被撕毁，听众被驱散。

与此同时，北京政府还宣布提前放假和举办文官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对学生采用分化手段。这种手段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起了作用，退出了运动。北京的学生运动一度转入低潮。但是，广大学生并没有放弃斗争，仍在坚持着罢课。

5月28日，即3天限期期满之日，学生们并没有遵令复课。这一天，学生们在高等师范召开临时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凡罢课各校同学，自29日起均将行李书籍等收拾整齐，专俟政府解散令下，即行全体出校，另谋救国。

由于军警的阻挠，学生们的讲演活动不能进行了。于是，他们将主要的活动放在贩卖国货上，依此来进行爱国宣传，但又遭到了镇压。张国焘回忆说：

当局积极禁止学生讲演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学生方面因尚希望政府能够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不愿过分与之决裂。当军警禁止学生讲演时，我们讲演团的工作就停顿几天，还将抵制日货的口号改为提倡国货。我们出去活动时大多背着一个上书“提倡国货”四字的布袋，以挨家挨户推销国货的姿态，来执行讲演团原来的任务。但这种较温和的活动也遭到军警的横蛮干涉。

6月1日，北京政府又以大总统徐世昌的名义接连下了两道命令：一是公然为曹、章、陆等卖国贼辩护；二是催逼各校复课，并查禁、取缔“联合会”、“义勇队”等爱国组织。这两道荒谬的命令，再次激起了学生们新的斗争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