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张国焘和十几个讲演团员提前行动了。他们肩背布袋，以售卖国货为名，进行讲演。张国焘回忆说：

六月二日，我所主持的讲演部职员会议通过决议：不服从禁令，恢复大张旗鼓的讲演活动。这决议立即得到评议会的认可。讲演部立即执行这个决议，发挥以身作则的精神，首先由我和十几位本部的重要职员出发，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这一带中心区域，高举旗帜恢复讲演。我们不顾警察的制止，向听众大声疾呼，终于与警察发生冲突。我和其他六位同学于当日下午六时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监房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铁窗风味。

与张国焘同时被捕的均是北大学生，他们是：钟笃余、陈锡、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在内左一区警察署署长的一份报告中，记述了张国焘等人被捕和与警察斗争的经过：

……本日下午二时余，又据东安市场巡官白祖荫电称，有北京大学校学生刘仁静、陈用才等二名，在市场南门内售卖国货，并有该校学生牟谟用大洋一元购买，故意因钱惹人注目。经巡官、巡长等婉言劝说，而该学生等大声疾呼，谓警察阻制人民买卖自由，并齐声喧嚣。现在办公室内等情。当经电饬婉劝，令其到署。经职在外接待室内接见座谈，告以卖物之理由并警察劝阻之用意，劝至三小时之久。其时并该校执事人林冠英自行到署，帮同劝说。该学生等坚称警察为不法之干涉，既被巡警送来，即不能走等语。该管理员无法，先行走去。复经职多方譬解，该学生等见又有巡警送学生来，始行走去。于是又将第二起学生接见，……其劝说辩论情形大略与第一起之学生相同。正劝说时，而第三、四、五起学生相继而为巡警送至，共计钟笃余等七名，均系北京大学学生也。其所执之理由则谓售卖国货并不犯法，巡警干涉即为滥用职权，送其到署则为违法逮捕，不但不能停止卖货，如无稳妥之答复即不能去署等语。职以彼等蓄意矫情，故婉譬曲解，百端劝说。不料该学生等无理顽赖，决不转圜。乃经电禀将其送厅，而该学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厅，其余五人在署候信。遂先将钟笃余、张国焘二人送厅后，又向在署之陈锡等五人劝解良久，始终坚持既不赴厅亦不走去。后据要求非有先赴厅学生之电话，彼等不能出署等情。在职署本不难强制将其送厅，惟该生等势必叫嚣，殊于观听有碍，于是复电知司法处令学生通电话后，在署之陈锡、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等始允赴厅。此本日学生顽赖之情形也。

张国焘等7人被送往京师警察厅后，司法处于当天对他们进行了审讯。据警察厅档案记载：

讯据该生等同供，此次贩卖国货，各本良心上之主张，既不致影响外交，亦不致妨害秩序，警察因何干涉？请宣示理由等语。当晓以营业有一定之规则，市场尤有特定之章程，且现奉明令学生不得藉端旷废，致荒本业。果如该生等行动，群相撞扰，既荒学业，复碍秩序、背定章。警察有保卫治安之责，无可放任。一再晓导，该生等始终不悟。至谓贩卖国货，如官厅认为违法，则请依法惩办。否则仍须贯彻初衷，自由售卖。滔滔逞辩难以理喻。

张国焘等人的被捕，使学生们愤怒异常。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决定：从6月3日起，大举出动，恢复街头讲演。

6月3日这天，天气骤变，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电闪雷鸣。北京20余所学校的学生不顾这一切，陆续集中在各自的预定地点，展开大规模的讲演。警察当局下令抓捕学生。到当日晚，学生已被捕170余人。但是，学生们并没有被武装镇压所吓倒。6月4日，更多的学生出动，上街讲演。这一天，学生又被拘禁700余人。北河沿北大法科校舍已容纳不下，以致马神庙理科校舍也被当做临时监狱了。6月5日，学生们更大规模地走上街头，参加讲演的约有5000人。他们身背行李，做好了被捕坐牢的准备。

北京政府镇压学生的暴行，激起了社会各界的抗议。消息传到上海，引发了大规模的“三罢”斗争。不仅学生实行罢课，而且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产业工人多达六七万人。与此同时，上海的商人也举行了罢市。上海工人阶级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在一些大中城市和铁路等工人集中的地方，都爆发了支持学生反帝爱国斗争的罢工。继上海之后，一些城市的商人也举行了罢市。

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特别是上海实现“三罢”的消息，犹如一声霹雳，使得北京政府极为震惊。迫于压力，做出了撤退包围北大校舍的军警、释放学生的决定。但是，学生们非但拒绝出狱，并且还反拘了7名警察，留下了两个帐篷，作为揭露政府当局侵犯人权、破坏爱国的人证和物证。

6月6日，未遭逮捕的学生继续外出讲演，贩卖国货。警察已不敢过于干涉。同日，北大一学生还写信给被关在警察厅的张国焘等人，告知几天来学生斗争的情况，并表示慰问。信中说：

自兄等被拘后，弟已两次来厅探视，均被拒绝，不胜廑念。现在外界情形较兄等未被捕时大有进步。政府前日拘捕千余学生，系囚在法理两科。现在鉴于上海罢市，北京亦有摇动之势，已将监守学生之军警撤去。但学生以无端被拘，不能无故自释，现仍居住在法理二科，静候政府之办法。兄等在此可以安心静养，幸勿焦急。

同一天，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电，向各省通报北京斗争的实情。同时，派代表到教育部交涉。警察厅也出于无奈，同学生谈判，议决政府向学生谢罪、罢免卖国贼、不在关于青岛问题的条约上签字。

在北京政府被迫答允学生的要求后，6月8日，被捕学生各自返回本校。张国焘等7人在6月6日被宣布释放后，坚持不出去，直到6月8日警察厅一处长出面向他们道歉后，才答应离开。遂被用汽车礼送回校。

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五四运动取得了第一个胜利。但是，运动并没有结束，拒签和约、要求惩办卖国贼的斗争在更大范围内正在酝酿、成熟。

6月11日，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主将陈独秀，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他到前门外闹市区散发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对于内政外交的五项最低要求，并表示倘政府不听从市民之希望，学生、市民、工人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改造。他因此而被捕。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的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出通电，营救陈独秀，抗议北京政府的这一暴行。在陈独秀被捕的同一天，李大钊也走上街头，散发了《北京市民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