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篇》是张东荪阅读西方各种哲学流派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关于认识问题的见解后所写的类似读书笔记性质的文章，在此文中，他重点介绍了当时美国以詹姆士、席勒等人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潮，对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进行了初步的理解和介绍。对认识论的许多基本概念，如“主观”、“认知”、“推理”、“思想”、“联想”、“注意”、“想象”、“意及情”等基本概念进行了介绍。说明张东荪从接触西方哲学之始，便敏感地注意到了西方自康德以来的认识论传统，对康德的“先天判断”、“悟性”等有所了解，但更注意的是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这是我们现今发现的张东荪关于哲学问题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中国人介绍实用主义较早的文章。从此时起，张东荪便接受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他在后来说：“我于宣统年间曾撰有一文，名曰《真理篇》载友人冯世德蓝公武氏合办的《教育》杂志，现早散失无存了。我自撰那篇文章后，我自命为一个唯用论者。我十余年来时时咀嚼，觉其滋味正如橄榄一样，愈嚼愈有味了。”

1914年，当张东荪闻讯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家詹姆斯逝世的消息时，专门写有一诗，以示对这位哲学家的崇敬：“西风噩信惊残梦，孤烛零篇系吊思。千载是非今日定，百年辛苦几人知。伤心江海苍茫处，刻意人天寂寞时。帝网重重生世泪，中原犹赋大哀诗。”

《教育》杂志仅出版2号便停刊了，但它对于介绍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此，有人评价说：“《教育》杂志所宣传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是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翻版。该刊在它发行的两期之中，刊载了不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文章、译述或译稿。例如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张东荪编写的介绍西方各种哲学流派的《真理篇》、冯世德根据德国福斯特原稿译述的《伦理学与生存竞争》、蓝公武编译的《英哲格林之学说》及《斯宾塞美论》、蓝公武和张东荪二人合编的《催眠心理学》、以及钱应清编写的《实验心理学发达小史》等等。还刊载了一些根据西方学说编写的教学讲义。……这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社会科学学说的传播，对封建文化思想的冲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客观上有利于正在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是符合当时事实的。

留日时期的张东荪，一方面接受西方自然科学与西方哲学的熏陶，开始进行初步的哲学研究，对许多哲学问题进行思考，为日后进行哲学研究作了必要的知识和方法论的准备，特别是受到了西方心理学和逻辑学的训练，为其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张东荪不可能躲进书斋中从容地进行所谓哲学玄思，必然关注当时的政局。并开始接受了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改良思想的影响。鼓吹教育救国论，对当时革命派与改良派进行的“革命与改良”的论战表示关注。在《教育》杂志上，张东荪和蓝公武等人也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在创刊号《社会之部》专栏中，蓝公武执笔写了具有“社论”性质的《立宪问题》，该文由蓝公武执笔，但多少也能代表此时期张东荪的政治观点。他们认为，立宪派与革命派的争论，都是没有必要的，“而自吾人以哲学之眼光观之，则皆无当也。”但又表示：“但余非有所不满于立宪也。盖立宪亦社会所产、人心之一现象。”所以他们主张：“须知改革当务其本，治国首在人心。人心为因，国治为果。”而改革人心之道，“则首在教育”。实际上是赞成君主立宪，反对革命。

1907年，谛闲大师东游讲经，张君劢按时前往听讲，在东京结识了张东荪。张东荪通过张君劢，后来认识了梁启超，投身于清末立宪运动中。

张东荪在此时，对政治问题是比较关心的。他阅读了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许多著作，对于近代西方政治学和法学著作曾进行过一番涉猎。卢梭的《民约论》对他影响很大，确立了一生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对于他在日本留学时期所受的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对其思想的影响，张东荪晚年曾回忆说：“从今天的我来看今天以前的我的错误思想，我发现其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封建思想，另一个是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是中国的旧的，资产阶级思想却是由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文化而来。我对于这二点受毒甚深。这二点又合而为一，遂形成那样的一个人。”又说：“自从我学习欧美的学术以后，我喜欢西洋的哲学，以及他们的社会学等等。我尤其喜欢他们的自由主义。这样便与我本有的封建个人主义相结合，更形成一个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喜欢自由散漫、独往独来，爱自己随便作主张。同时由于我的资产阶级出身，我虽是没有不动产（除书籍家具外也没有动产），但我的生活始终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这个阶级的决定性使我对于古老封建的个人主义与所谓西方文化上的个人主义便结合在我身上生了根。……我的极端个人主义恰好与政治方面的旧民主相合，我遂从根底上就喜欢旧民主，因为旧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在其中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有自由，有剥削的自由。我是上层在资产阶级的人，我当然希望旧民主下的自由。正能发挥我的个人主义，同时由旧民主来维持资产阶级政权，对于我的生活享受方面不生影响。这是由阶级出身的限定性、同时由于我的封建式个人主义与所谓西方文化式的自由主义合并所产生的个人主义思想。”

关于在日本时的政治态度，张东荪民国初年曾回忆说：“当清末造，不佞与三数友人，聚谈于东京，愤政治改革之无术，乃欲先从事于社会改良，即所谓Social Reform者，以为预备焉。惟政治改革，为功也速；社会改革，为功也迟；二者虽相助互为表里，然其成事之迟速，国不可同日而语也。”这说明，张东荪在当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1911年，张东荪与其他留学生从日本学成回国，在太和殿面见皇帝，进行殿试，被清政府授予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