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张东荪的计划，他准备对联邦制的若干问题进行系统的讨论：一是联邦果为何物，即联邦的性质如何？他作有《联邦之性质及其精神》。二是中国采用联邦制的利若何，即中国是否宜采用联邦制？他作有《联邦立国论》。三是中国采用联邦后各省的组织情况，他拟作《具体之省制论》。四是采取联邦制后中央政府的组织，他拟作《中央政制论》。五是中央与各省其权限分配问题，拟作《中央与各省之权限分配》。但是，1915年12月，当他的《具体之省制论》刚发表一部分后，护国战争爆发，他积极投入到反袁政治运动中，这些研究计划暂时搁下。当倒袁战争即将结束时，张东荪又敏感地意识到：鼓吹联邦制的目的是为了对付中央的野心家和地方的官僚政治，而今袁世凯败亡，中央的野心家既倒，却在地方上又出现了拥军割据的趋势，再鼓吹地方分权的联邦制，是否会被地方军阀利用？故此，他的思想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1916年6月在《新中华》上发表的《今后之政运观——守法与让德》中，他虽未放弃联邦制，但显然对继续鼓吹联邦制产生了极大顾虑。他通过对当时政局的观察和分析，认为：“此后之政治，必呈一群龙无首之象，演一地方割据之局，一切大权将丛集于多数之各省都督，此各省都督又将分派别，团为数党，一方自握兵符，号召本土，他方联络邻省，外树声援，于是庶政之兴废，恒视各都督之意向，以为依违之准绳。”在这种状态下，言论根本不足以对其产生影响，反而会为其利用。再倡导地方分权，实行地方制，正可以为其所利用。正因如此，而是对国家的前途感到十分忧虑。他描述自己此时心情说：“吾言至此，吾心滋惧。吾侪书生，徒发空言，固不足济事于万一，而师我者，方据为口实，又宁能无怖于心？”这或许是张东荪此后没有继续进行联邦制的讨论，不再极力鼓吹联邦制的重要原因。这样的政局，不能不使素来对中国共和前途抱有极大希望的张东荪，对于中国政治的前途感到悲观。所以，他十分悲观地说：“今日之中国，除此多数势力者自身顿觉，推诚相让，守法入轨之外，实无救亡之法。”这也是张东荪后来决意舍弃政论的原因，尽管对他来说这是多么的无可奈何，多么的不情愿，也是多么的悲伤。

（六）讨论军政财政和教育问题，提出“统一的主张”

1915年4月15日，张东荪在《正谊》杂志上发表的《吾人之统一的主张》，是一篇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而撰写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在该文中，张东荪将自己此前关于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各方面的见解作一整理和概括，基于中央采取内阁制、地方采取联邦制的基本政治框架，提出了关于军政、财政、教育等方面的“统一的”政治主张。写作的目的，显然含有向世人表明自己对于中国当时若干重大问题的主张，而不至于引起误会。

首先，在军政方面，主张实行征兵制度，限制野心家的军权。他说：“吾人于军政，主张各省自练民兵，以防盗匪；中央常备兵额大加淘汰，驻扎要塞更实行征兵制度，有中央颁布统一之办法，各省执行之。且除盗匪外，中央对于内乱之用兵，须先得国会之同意。若值国会闭会时则必待开会之承认，以明政府之责任。”他认为，防遏野心家必须从军权上着手，军人要“爱国而不爱主，知为国家之公仆而不为一系之私人”。在警政方面，张东荪认为“今日警察于国于民皆有百害而无一利”，“现今虐政莫过于警察”，所以坚决主张“根本废撤”，由各村各乡各市自练团练，以防盗捕贼。

其次，在财政方面，主张划定中央与地方财政范围。其具体办法是：“以国民经济为财政之后盾，而析分为中央财政与省财政；田赋划归省有，而每年以各省富力之程度，决定交出若干款，以供给中央；其款额由议会以预算定之。”这样，一省财政，由一省人民自理，中央财政由各省为之稽查，为之供给，可以使野心家“自无所乘”，使官僚也不能“恃为盘踞之地”。

再次，在教育方面，主张改良教育现状，“分立大学区，合数省为一区，以此诸省之财力办一大学校。各省自立教育行政之机关，凡于省内一切教育事业，由彼以建立之，监督之。大学校之监督则由中央，而中央可设全国教育联合会等之组织体，以谋统一。至于教育宗旨，由议会议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