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贤能主义的先驱者是柏拉图，故贤能主义，也叫“柏拉图主义”。其基本思想体现在他所拟定的《理想国》中，就是“以具有特别高深教育之一阶级为中坚，常使其勿堕；严立登庸制度，以继其后。同时使此具有特别教育之中坚阶级，与军队合为一体，则有精干忠勇者，以捍卫邦国。”所以，国家之成立，“必赖有一专以政治为职业之阶级，具特别教育，致有特出之才能，与独厚之操守，专以发扬国力为天职，百计以强其国，不暇他顾。盍国家之强，与其自身有密切之关系也。”实际上就是主张“专家政治”。

张东荪认为，“一国政事之进行，恃贤能主义；而群众之安宁，则恃庸众主义。”所以，必须将两者调和好，用贤能主义提高政治效率，以庸众主义宣泄民意。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一是如何“焕发其贤能”，二是如何“宁息其庸众”，处理好了两者的关系，便会达到“夫贤能导靳于上，群生安息于下”的理想政治。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张东荪调和“庸众主义”与“贤能主义”，提出了“贤人政治”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专职政治与议会政治并行是已”。

张东荪指出，专职政治有两个要素：一是官吏，二是军人。“苟全国之人才皆入此二途，政治未有不修明者也。”他认为，官僚政治带来了许多腐败和不良弊端，但却不能说官僚政治就完全不足取。随着庸众主义的破产，西方各国开始走上“官僚政治”之路：德国所以强大，是由于“第一等人才咸入官署，或为军人也”；“英之所以强，乃正赖专职政治也”；“美之所以有今日者，纯恃此专职之政客，以政治为阶级，得展特长耳”。“专职政治”的长处在于，“一方既有才能，足以发展，他方付以权限，无所阻挠，”使国家政事，托命于“专职之一阶级”，此阶级“隐然为国家之柱石”。

如何实行“专职政治”？张东荪提出，“专职政治之养成，第一在有一定阶级之官僚，第二在造精练之军队。”而这两件事，“又必恃国内本有之特别势力，本此固有势力以改善，足以造成善良之兵队，亦足以陶育专职之社会。”这就是说，必须依靠国内已经形成的“本有之特别势力”，国家的兴亡，就寄托与此势力身上。“兴亡之机，唯在固有势力之自觉与否而已”。张东荪此处所谓的“固有势力”，显然是指当时执掌北京政权的北洋军阀势力。他认为，此“固有势力”应为“政治的中心”，“贤人”应该聚集在它的周围。张东荪不主张推翻“固有势力”，认为“推倒固有势力，乃谬计之尤者也。”只主张用改良的方式对于“固有势力”加以警告，促其醒悟，“力自振作，趋于日新”。

张东荪认为，议会在法律上是国家的一个机关，但在政治上，应该成为宣达社会上各种意见、沟通民众与政府联系的不可缺少的机关，起一种“宣泄社会上各种意见之作用”。所以，他主张“议会之职守，在为社会陈情，使在上者与在下者常得沟通，而无隔阂。”使它成为“社会之缩型”的民意机关，而不能成为政治的中心，因为政治的中心在于“固有势力”，“即务使一等人物由固有势力继承而出。凡优秀之最者，悉入固有势力之系统下，为政治之中心”。议会的作用只是“为社会陈情”，最多也只能“以政治之镜鉴，补政治中心之不足”。正是由于议会变成了“为社会陈情”的民意机关，所以，议员便成为民众宣达意见的“委托者”，而不是政治上的“代表者”。这样，自然克服了过去“议会政治”的种种弊端。

利用“议会”作为纯粹的民意机关来宣泄民意，利用“专职政治”提高政治运作的效率，将政治的中心由“议会”转移到“固有势力”，使“贤人”集中在“固有势力之系统下，为政治的中心”。一方面，“有以政治为专职之一阶级，隐然为社会之中心，国家之柱石。具殊特之经验,受独有党教育,自成一系，忠勇为国。”另一方面，“则设庶议之机关，使外此一切社会上之意见，得藉以宣泄，且收稽查之功。”这样，政治常进，幸福日增，中国便成为“贤能导引于上，群生安息于下”的“最良国家”。

张东荪对议会政治的批评是相当激烈的，他也的确发现了议会政治的种种弊端。从民国初年主张立宪共和，赞同议会制度，到对议会制度怀疑和批判，是张东荪政治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民国初期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尝试过程出现种种弊端，民主制在西方国家的破产，对北洋军阀势力的幻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一次次破灭的现实的刺激，降低目标、委曲求全的资产阶级软弱性，成为张东荪提出“贤人政治”的主要原因。从总体上看，“贤人政治”的主张，是张东荪政治思想的退步，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异常困难的情况下，降低自己的政治要求，企图通过对“固有势力”的某些让步和妥协，换取一些资产阶级“贤人俊士”参与政治。也正是由于他抱着对“固有势力”的妥协态度，他才会主张“贤人俊士”集合在他们的系统下，通过对固有势力的“改善”来缓解政治腐败和行政上无能的状态，才会不赞同打击“固有势力”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