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这在国内主要是清除和打击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残余势力及其他危害人民政权的敌对势力，在国际上主要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一）统一大陆，消灭国民党军的残余力量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以穷追猛打的气势，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进行肃清国民党残余军队的后期作战。

在华南，第二、第四野战军密切配合，相继发动广东战役和衡（阳）宝（庆）战役，歼灭广东的余汉谋集团和白崇禧部的4个主力师，解放了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逼迫白崇禧集团由湖南撤入广西境内。国民党设在广州的所谓“国民政府”匆忙迁往重庆。人民解放军随即进行广西战役。遵照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采取“大迂回、大穿插”的命令，果断行动，切断敌人西逃南撤之路，解放广西省会桂林，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一路追歼逃敌至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全歼白崇禧集团这支国民党残余的基干部队，广西全境解放。在华东，第三野战军继解放福州及闽北广大地区后，乘胜发起漳厦战役，解放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大部地区。随后经紧张的渡海作战准备，发动厦门战役，消灭守敌汤恩伯部主力，解放了厦门全岛，闽南地区随之全部解放。在西北，新疆和平解放后，第一野战军担负进军新疆的艰巨任务，沿途穿越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经历一千多公里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到1950年3月，胜利完成了挺进西北边陲的任务。在西南，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第一、第四野战军的配合下，发动解放大西南战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西出贵州，占领贵阳、遵义，打开进军西南的大门。随即进军川南，进击川东，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重镇重庆。在重庆“督战”的蒋介石父子带领其“国民政府”要员逃往成都。在人民解放军军事威慑和政治工作的配合下，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及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宣布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蒋介石见大势已去，12月10日仓皇飞往台湾。人民解放军发动成都战役，歼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基干部队胡宗南集团。

1950年人民解放军相继发动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和万山群岛的渡海战役，拔除了国民党军在华南、东南沿海的最后立足点。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至此，除台湾和少数沿海岛屿外，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

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经过艰苦作战，在四年多的解放战争中共歼灭国民党军807万人，解放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广大国土。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550万人。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26万多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04万多指战员负伤；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有上万人把自己生命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是值得人民永远崇敬和纪念的。

（二）清除匪患，保卫人民的利益

全国大陆解放后，许多新解放区匪患严重。国民党军溃败后，在蒋介石及其特务组织的策划和安排下，组织其大批残兵败将相聚为匪，并联系形形色色的地主武装，长期横行的山匪、海盗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地痞流氓为匪，于是，新、老土匪互相勾结，形成一股猖獗的反动破坏势力。他们多则千人以上，少则几十人，尤以浙江、福建、湖南、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甘肃、青海、绥远、察哈尔等新解放区最为严重。这些土匪武装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操纵下，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发展反动武装，组织暴乱，无恶不作，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危害。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武装土匪更加猖獗。匪患不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为了人民的利益、巩固人民政权，胜利进行经济恢复工作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剿匪的方针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实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政策。策略指导的基本原则是：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以求达到打击、瓦解、最后消灭土匪的目的。全国新解放区的剿匪斗争，从1949年5月开始，到1953年底结束，分为三个阶段。人民解放军共抽调41个军部、144个师、2个旅又21个团，共计150万兵力，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共歼灭国民党土匪武装260余万人。大规模剿匪斗争的胜利，清除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以策应反攻大陆的企图，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安全，稳定了社会秩序，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国民经济恢复，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打击投机资本，稳定市场，统一财经

为了战胜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这场斗争同样关系到人民政府的生存。

建国前后，战争还在进行，军费开支很大。为了社会稳定，人民政府对旧政府留下来的几百万军政公教人员，一律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这就使政府在全国供给或支付薪金的脱产人员达到九百多万，对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这个负担是相当大的。恢复生产、恢复交通、减少工人失业，也需要大量资金。这造成人民政府的收入远远不敷支出。从1949年夏到1950年初，由于国民党的破坏和投机商人的捣乱，中国连续出现四次物价大涨风潮，尤其是在上海等大城市，造成市场混乱，人心恐慌。人民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解放区农民的支持，经过周密安排和统一部署，平息了严重的涨价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控制市场的主动权。

为进一步从根本上稳定物价，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同时，政府还采取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都收到明显效果。特别是当时治理抗战以来连续十二年的通货膨胀的措施，至今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从1950年3月开始，国家财政收支逐渐接近平衡，市场物价日趋稳定。这是建国初期执政党和人民政府在财政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这个胜利不仅仅是财政经济工作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向国内外表明，人民政府不仅会做经济工作，而且能够管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