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60年代。

出版人。

不管她愿不愿意，“章士钊的外孙女”、“章含之的女儿”、“乔冠华的继女”这些称谓将伴随她一生。但她始终没有放弃“抗争”。当妈妈希望她进国家机关工作的时候，她选择了外企；当别人艳羡她身边拥有的许多普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只要随便开个公司、搞房地产都能发大财的时候，她选择了做杂志；甚至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康城得奖大红大紫的时候，她提出与他离婚。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花了20年时间向我自己证明我能够走自己的路。”

“1960年代”独生子女也叛逆

我妈她想我正统一点，能够进入国家机关单位，比如外交部。但我就不正统，就天天说话骂骂咧咧。外交人员的词汇应该是非常优雅、非常礼貌的。我就天天说“你妈的”、“他妈的”……我就这德性。基本上的态度就是：你看着办吧。我的想法就是坚决不做家里让我做的事。我就觉得，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凭什么！

父母对我这叛逆的态度非常有看法，但我们独生子女跟家长的关系是特别怪的一个平衡。就是说，太管这个孩子，家长也担心他会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来。本来他就是一个混蛋，担心管他之后会激发出更浑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他们也忍着，那我也做到适可而止，也不去做特别过分的事情，比如说没有去打砸抢或者偷偷摸摸什么的。除了嘴上比较浑以外，没有干出实际的混蛋业绩来。总之，幸好没有浑的业绩只有浑的语言，没给人逮到监狱里头去。

少点叛逆，多点和谐

现在很多人说80后的青年人特别叛逆，我觉得他们其实没那么多可叛逆的东西。因为叛逆是需要一个推翻的对象和权威的，而他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没有特别强大的权威的时代，所以他们不用像我们那一代，承受那么大的来自主流的压力。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可能叛逆不是那么重要。这是一件好事，咱们现在不是要和谐社会，少点叛逆吗？而且说老实话，中国各个方面的平衡都比我们那个年代要好多了，所以没有太多理由让你去死去活的了。

文化需要原创

我回国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已经是如火如荼。电影界出现了第五代导演，诗歌界有北岛、芒克，其他的像崔健什么的。这些人都是特别有想法、特别有中国文化的。中国有这么一批人，让你感到特别高兴，感觉有新的东西出来，这些东西是原创的。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商业文化，纯文化占主流地位，然后大家都在谈论这个东西。包括电影《黄土地》、《红高粱》，还有崔健的《一无所有》。当你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你就特别兴奋，你就觉得未来肯定是他们的。

相信未来就会充满力量

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郭路生的诗。我是特别不会背诗的一个人。应该是美国教育对我的破坏，它把我的记忆力变得特别差，因为在美国从来不用背书，所以我从来不会背东西。但是我特别想背郭路生的诗，他的诗特别让人感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相信未来》那首诗。在20世纪80年代那种文化环境下，有人告诉你要相信未来，作为一个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年轻人，当时我真的觉得说出了我的心声。虽然是特俗的一句话，但觉得不管怎么打压，你还是会相信未来。这就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让大家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