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巴希斯·查特吉（Debashis Chatterjee）现在担任印度管理学院科泽科德分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Kozhikode）院长，在印度管理学院任教已有10多年。他还曾任教于美国的圣托马斯大学和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项目，出版过《有意识地领导》等著作。

中国常常被比做“龙”，而印度则被比做“象”。中印两个人口大国的经济进步引发了一场是“龙”还是“象”将主宰世界经济的争论。在管理的层面上，西方人许多年前就开始从《孙子兵法》等中国典籍中汲取管理和领导的智慧，相比较而言，他们只是最近才将目光投向印度传统的精神智慧，并将它运用到商业之中。是印度还是中国的管理智慧将指引未来的商业世界？尽管这还没有引起轰轰烈烈的争论，但是很可能是个意义重大的问题。

查特吉接受过印度和西方的不同教育，而且在两地都讲授过管理和领导，对于印度式领导，他不仅有着亲身的体验，还拥有比较的视野。在我和他的对话中，他分享了印度传统智慧对领导力的贡献。

印度传统中的领导力智慧

刘澜：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管理和领导力感兴趣？

查特吉：从我的第一份商业工作就开始了。那时我为一家有10万员工的组织工作，我的管理知识首先来自服务这家印度大公司。各色各样的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一起工作，会发生的各种事情在这家公司都有体现。

当时我想，读一个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也许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组织。但是我在印度管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时候，发现那里教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正在教的东西。所谓的印度管理学院，几乎没有什么“印度”的东西。

于是我决定试试看，能不能去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我很幸运，两次申请到福布莱特奖学金，一次在博士前，一次是博士后，结果我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都去了。

刘澜：在那儿你遇到了彼得·圣吉。

查特吉：对。我很幸运，遇到了彼得·圣吉。他那时已经出版了《第五项修炼》，风靡一时。我写了篇短小的评论，评论道：“光是‘系统思考’并不解决问题。‘系统感受’必须伴随系统思考，因为有些系统是无法改变的——除非内心发生了改变。”

圣吉注意到了我的评论，对我说：“德巴希斯，如果你能把你想要说的写成书，我会很愿意为之作序。”所以我花了17天或是18天，写出了《有意识地领导》，并在1998年出版，主要归功于圣吉的提携。

在那本书中，我提出要重视印度传统中的大量智慧，并运用到管理和领导力之中。在印度，跟大多数曾经被殖民的国家一样，如果美国或者英国认可一种思想，那就更容易被接受。因为我得到了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认可，而且我在美国时还为摩托罗拉公司讲过课，所以这本书不仅在国际上发行，也在印度传播开来。人们开始明白，可以在印度智慧中发掘出解决自己的企业难题的方法。我以前没有想到我能以这种方式影响我的同胞，我为此感到很骄傲。

印度式资本主义

刘澜：你去了西方，然后在那儿重新发现了印度智慧，这听起来有点讽刺。这几年，西方人也注意到了印度智慧。2006年，《商业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印度式管理——那篇文章称之为“因果资本主义”——正流行开来。这种资本主义模式既追求利润，也追求目的，既服务于股东，也服务于利益相关者。作为一位在印度和美国都讲过学的印度管理学教授，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种说法？

查特吉：我只是部分同意。我们所说的印度式组织模式大部分还是西方的。它们的组织架构是英国式或是美国式的。它们有着和西方组织相同的劳动分工和管理导向。然而，在这些组织中工作的人却和西方人截然不同。在关系的层面上，这些人不是交易型的，他们像大多数亚洲人一样是关系型的。

对我而言，“因果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是西方的流行做法——将印度这样的复杂文明进行简单归类——的又一个例子。你不能只把一个“红宝书管理”这样的标签贴在中国身上，这样的标签并没有表达出多少中国的内涵。“因果资本主义”所表达的印度的内涵也只有一点点。西方心灵甚至没有恰当地理解“因果”一词：它的意义远远不止“命运”或者西方赋予它的任何含义那么简单。

如果说到目的，印度人的理解根本上是指人的发展——那是终极目的。我为什么为一家组织工作？因为它帮助我发展为一个人。这是非常不同的导向。当我说我是一个人的时候，个人和群体的界限并不像在西方的环境中那么明显。所以对我来说，个人和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包容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