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薄伽梵歌》的启示。战斗发生在思想之中，那里有上百万次兵变，在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生灵之前，需要将这些兵变平息。那将把我们与整个宇宙统一起来，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内在的冲突也就消弭无形。《薄伽梵歌》中真正的战争是人类思想中的战争。世界上的各种问题，需要在那里找到解决方案。《薄伽梵歌》尽管写于几千年前，但却是非常切合当下的文本。你怎么想象它的现实性都不为过。

与巨人同行

刘澜：尽管我们是邻国，但是我对印度的所知也非常有限。就我所知，印度有很多子文化。

查特吉：对，我们有12亿人口，75个主要政党，以及500种不同的煮饭方法！

刘澜：我们是否可以说，存在一种印度模式的领导力，还是说印度就有很多种领导力模式？

查特吉：存在几种领导力模式，不过它们有几个共同点。第一，人优于体制。我们拥有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文明。第二，集体比个人更重要。第三，情感是跟人打交道的关键。我们每天都在处理各个层次的情感，有些是喜怒于形的，有些则是细微、隐含的。

刘澜：在日本，集体也先于个人。印度和日本有什么区别吗？

查特吉：我们跟日本模式有相似之处，但是我们在打造集体的时候更为包容。比起日本，我们要复杂得多，因为我们有为数众多的文化和子文化。在印度，形成集体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印度是一头行动迟缓的大象，就像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一样，但是它在移动，而且集体被铸造而成，然后行动变得更加自发。你看，不到100年，欧洲已经变得四分五裂。一个统一的欧洲不复存在，但是统一的印度却已经存在了很久，上帝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千年。在印度，这个过程很缓慢，但是却深深地把大家整合到一起。

刘澜：就你的理解，印度和中国的领导力模式的差别在哪里？

查特吉：我认为，把中国团结在一起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非灵性的维度。在中国，那种一致的形成更多是在思想层面，而非灵魂层面。中国人比印度人更能够一致行动，这是中国的优势。在中国，行先于思。在印度，行之前有大量思考。

印度更多的是思维驱动，而中国则是行动导向。你看我们的企业，它们在全球的影响力主要是靠在知识产权上的领先造就的，而中国则是制造业领先。

刘澜：实际上，那正是我们敬佩印度的地方。

查特吉：我们也敬佩中国，因为它有我们错过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我们错过了制造业这趟车，而我们并不想错过它。

让我告诉你，印度的突飞猛进，要归因于中国。我们问：“如果中国能做到，我们为什么不能？”中国鞭策了我们。我们从来没问过：“如果美国能够做到，为什么我们不能？”我们选择中国，因为中国和我们如此接近。然而，我们的发展轨迹将和中国不同：我们将增长得更加缓慢，可能也比中国更加稳健。

遥望未来，人们经常说印度或者中国将成为主宰。这并不让我惊讶，让我惊讶的是为什么它们沉睡了那么久。实际上，我们是在互相激励，进行重新选择。我们是互补的，彼此推动，共同发展。我想那是美妙之处。

刘澜：你提到，彼得·圣吉给你的一本书写过序。实际上，他也给我的书写过一篇序。在给我的《领导力沉思录》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他写道：“我个人的信念是，尽管中国和印度的传统知识中的大部分都已经在向现代化疯狂冲刺的今天逐渐丧失，但是未来将证明，这些传统知识要比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蓬勃增长的市场重要得多。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领导力传统，这种传统的意义超越所有的文化，这种传统将以消费主义和工业增长中从未有过的方式把我们存在的各个领域相互联结起来。”

查特吉：对，一语中的。

刘澜：这使我们的对话变得十分重要。

查特吉：绝对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