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索引】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最初六年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中国近代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旗手

1917年2月18日，继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后，《新青年》再次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其向旧道德、旧文化开战的态度更为明确，陈独秀也开始担当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帅。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三大主张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他认为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谓也，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限。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表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

最辉煌、最惊心动魄的时期

1917年初，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住在箭杆胡同9号；《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由沪迁京，驻地也在箭杆胡同9号，这里成了新文化运动中心。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又创办了《每周评论》，《每周评论》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陈独秀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帅，当年从箭杆胡同9号发出的声声呐喊震撼着整个中国。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不仅发挥了领导作用，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的，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而陈独秀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独秀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