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夫迷惑地抬起他那满是皱纹的前额，眯细着眼睛呆望着徐悲鸿，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老大爷，”廖静文从旁解释说，“这是一张画，是送给你的。”马车夫那双混浊的眼睛陡然亮起来，他双手接过画，连声说：“谢谢老爷，谢谢老爷。”马车夫眼角湿润了：“我碰到好人了，今天一早，我看见一只喜鹊飞到我的窗子上，我就想，兴许有啥子喜事要来，可是，我这个穷老头儿还能有啥子喜事呢？现在，真灵验啦！”他唠叨着，同时用右手扯起左臂的袖口，擦去已流到面颊上的泪水。

徐悲鸿握着马车夫那双粗糙得像石头般的手，连声说着“再见”，才离开他走了。

“先生，您为什么突然要给一位不相识的马车夫一幅画呢？何况他又不知道您是谁，您是否有点过分慷慨了？”廖静文惊异地问道。

他十分柔和地回答说：“因为我爱马，也爱善待马的人。你看这个马车夫，既能非常熟练地驾驭，又能视马如亲人。他对马的爱打动了我的心，使我受到感动，何况他的生活很难呢！”徐悲鸿的话真是令人感动。

大家知道，最能反映徐悲鸿个性，最能表达他的思想感情的就是“马”。徐悲鸿画的马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除了他所下的功夫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倾注于其中的感情，并将这种情感化作一种精神，以马为载体而表现出来。就连徐悲鸿自己也说：“马也和人一样，愿为知己者用，不愿为昏庸制。”

贫贱当中成伟业

徐悲鸿生于宜兴县一个穷教书的人家。其父徐章达是个半耕半读的村塾老师，也是个画师。6岁时，徐悲鸿开始就跟着父亲读书，7岁时因常常看见父亲画画，就想学。可父亲认为他年纪太小，不肯教，但他念书念到卞庄子刺虎的故事时，就偷偷求人画一只老虎，自己依着样子描绘。父亲知道儿子实在喜欢画，在9岁时，就让他每天摹一幅当时流行的《吴友如画本》，这就是徐悲鸿学画的开始。10岁时，徐悲鸿就能帮父亲在画上不重要的部分染颜色，17岁便在一家中学里教图画来帮助家用。19岁那年，父亲逝去，家里负债很多，弟妹也要供给，他只得在县里三家学校担任教课来解决全家的生活。

家庭的重担压不住他上进的决心，为了学美术，他来到上海。他曾企图把画寄给当时的《小说月报》卖钱，但是被退回。他寄居在一家赌场里，白天用功，晚上等客人散了，才摊开铺盖在赌桌上睡觉。

人们都在用锣鼓迎接新年的时候，徐悲鸿却饿着肚子给一家叫做“审美书馆”的出版社用颜料填染单色印刷的杂志封面。那时印刷术落后，没有彩色印刷，杂志封面是雇人用手工填色的。审美书馆的主办人，就是著名的岭南画派导师高剑父、高奇峰兄弟。等到他考进震旦学院读法文的时候，肚子已经空了好几天。他是穿着父亲去世的丧服，噙着眼泪踏进这个学校的。

徐悲鸿逐渐受到社会的注意。除了高剑父兄弟外，当时的文化名人康有为、蔡元培等也给予他鼓励和帮助。1917年，22岁的青年徐悲鸿已经被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导师，又得到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大学者傅增湘（沅叔）先生的帮助，派他到法国去留学。

可是出国不久，因为内战，他的经济来源就断绝了。他经常饮水啃干面包度日，每天不间断地从事十小时以上的劳作，他用功锻炼素描，临摹古代的名画，并努力于国画和油画的创作，还给书店画书籍插图及一些散稿来维持生活。

卖“马”开书店

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许多国立学府在1941年先后随政府迁到重庆，仅沙坪坝就集中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中央工校等很多学校。遗憾的是沙坪坝学校虽多，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更不见有能出版和销售进步书籍的地方。因此莘莘学子一再呼吁，渴望有人来促成这件好事。当时有个名叫陈汝言的江苏人，想顺应民心，办一个“正风出版社”，但苦于缺乏开办经费。怎么办？李公朴教授给陈汝言献上一计，说：“要钱要找徐悲鸿，他的画是时下最热门的畅销品，一匹‘马’就卖500元。”陈汝言听后很高兴，因为他深知徐悲鸿的为人，也知道自抗战以来，徐悲鸿在新加坡、吉隆坡、新德里、槟榔屿等地举办画展卖画的行情及他把画展收入捐献给离乡背井难民的义举。他想，只要这个小小书店徐悲鸿认为办得有价值，他就一定会慷慨解囊的。于是陈汝言便从沙坪坝过江来到江北盘溪找到徐悲鸿，大胆讲出了自己的想法。

听完这个小同乡的坦诚之言，徐悲鸿沉思了片刻说：“你想办个出版社，我支持。我虽不是富翁，但出点钱是办得到的。不过要办就得办出自己的特色，应多出版些世界名著和国内的好作品。你回去找中央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担任编委，他们答应了再来找我要钱。”几天之后，陈汝言把编委会组织好了又来到盘溪，徐悲鸿立即拿出2000元交给陈汝言作开办费，并说：“这是我卖的两匹‘马’的价钱。”不久，“正风出版社”就在沙坪坝正式开张了，于是徐悲鸿赠“马”办书店的事迹便被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