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松下,公司发展之奥秘何在？他回答有三:一是工作内容,这是有发展性的行业;再是我的命运,倘若我中了流弹,就什么都完了；三是有经营才能,这种经营才能也就是强烈的使命感。人们常以为松下公司是战后起家的,实际上早在1918年创业,那是开发插座、自行车灯就可以大发其财的年代。战争期间生产木头飞机等军需品,以致他战败后一度被剥夺公职,但这个流弹总算是擦边而过。1932年,他随人走访天理教(一地主婆自称神灵附体,于1838年创立的新宗教,松下的思想与该教的教义很相似),看见那里在大兴土木,信徒们喜气洋洋地义务劳动,丝毫不见经济不景气的影子。宗教被经营得这么好,令他感慨无量,日后在《我行我思》一书中写道:天理教的事业是神圣的事业,竭尽全力,着重于引导众多的苦恼人,使之安心,获得人生幸福。我们的行业也是神圣的事业,生产必需的物质,维持并提高人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是由无生有、灭贫致富的现实工作，使所有人生活富足的生产就是我们的可贵使命。人的生活靠精神上安心和物质上丰富来维持并提高其幸福,缺一不可。我们的事业和天理教的经营是同等神圣的事业,是应该同等的经营。以物质为中心的乐园,再加上来自宗教之力的精神安定,完成人生,这就是我们的真正的经营。参观天理教两个月之后,松下把5月5日定为创业纪念日,也就是"经营教"立教开宗之日。

松下幸之助觉悟了使命,藉经营活动探索新的人生观,给工作附加宗教意义,改变了企业本身的性质。劳动是宗教行为,企业被神圣化,由营利组织转化为精神共同体,变成俗世的教团。通过唱公司歌、开运动会什么的,团体训练、思想善导,员工之间的关系由各司其职的职能关系变成追求一种普遍理念的同志关系。这正是日本公司的所谓集团性即封闭性的真正根源。老板是教主,经营不是艺术,而是宗教。日本式经营的实质,日本企业文化的特色,即在于这种宗教性。

经济10年不景气,日本人似乎在一切意义上正丧失自信。日本人已应该停止在工作中发现金钱以外的价值或伦理吗？对工作的虔诚,满足于勤勉,真的可以弃之如敝屣吗？如果松下实现的各种方式或提议已经被时代跨越,那么,该怎样在今天的条件下再生其理念呢？提出这一连串问题的是文艺评论家福田和也。他认为,松下要是失败了,那不是被时代跨越,而是应该跟物质丰饶同时实现的"安心"在战后的繁荣里并不曾确立,和平与繁荣没有带来价值与精神的充实,反而造成紊乱与和颓废。今天,松下幸之助确应该魂兮归来,于是,他最近出版了《松下幸之助与日本资本主义的精神》。

福田和也被归类为保守论客,用骂倒一切的手法标新立异,给作家打分,给政治家打分,颇有点无赖,书却有销路。他要给几个人物立传,构成一部昭和史(1926-1989年)。说来是取法纪传体史书,虽然他本人可能无意识。已写了石原莞尔,在福田的史眼里,松下幸之助提倡的"让物质取之不尽的乐土建设"与石原莞尔们制造满洲国时推行的"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是彼此呼应的。关于松下幸之助的评传,计划写五卷,已问世两卷。他当然明白终身雇用、年功序列等做法已难以维持,强调的是松下身上结晶着日本的资本主义精神,即事业和经营的神圣化,把工作置于人生的崇高位置。虽然是企业老板,却考虑"人不是只为面包活",这是非常日本式的。其实,福田和也的论点算不上新鲜,是从老保守论客渡部升一大约20年前出版的《松下幸之助全研究》里面扒下来的,他的锋芒毕露就不免令人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