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装革履，面带微笑，弯曲度数适当的鞠躬，彬彬有礼的社交辞令，这样的日本人形象中国人并不陌生。曾任驻日大使的杨振亚先生谈到过，1972年，来中国的日本人一年是9000多人，而2005年的今天，来中国的日本人平均每天万人以上。所以，日本人就在我们身边。这些来到中国、和中国人坐在一起的日本人，从普通百姓到政治家，不乏当着大家的面说道歉的，不乏表达对那场侵略战争深怀愧疚之情的。但是，到了超越个人的其他层面，我们看到的是教科书上对侵华历史的重写，是首相带头参拜供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是一些政治要人公言“那场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同样是日本人，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两张反差强烈的面孔？而这两样两张反差强烈的面孔，哪一张才是真实的？

笔者曾经在日本生活近10年，在大学又从事相关教学工作，如果允许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日本的面孔不限于上述两种，还要更为复杂。1991年我到日本富山大学留学，认识了一个名字叫高松尚之的日本人。高松尚之经营一家小小的电镀厂。他知道中国留学生经济上不富裕，发起成立起一个“中国留学生激励会”，每年组织一次旅游，免费招待富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各地观光游览。1996年，听我谈到中国有些贫困孩子上大学存在经济困难，他又定下支援计划，每年拿出150万日元支援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在学的贫困大学生。七十几岁的老高松做这些活动没向中国要过任何名誉。他说过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希望中国强大，中日友好；因为黄种人中将来能够代表亚洲和欧、美对垒的只有中国。日本物价贵，居之不易。开始时富山大学留学生很少，只有8、9个人，后来有上百人，一次旅行要租两台大巴，加上食宿，是很大一笔钱，但这项活动他一做就是19年。支援贫困大学生的活动也坚持9年多了。对于我，小个子的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却从心中热爱中国的高松，代表着日本人的另一个面孔。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考入京都大学博士课程后的一件事。从富山搬家到京都，事先一位日本朋友帮助我联系了一处住所。可是，车子开到门口，当房主知道要住进来的是中国人时，马上改了主意。那一刻，我站在门外心中充满了屈辱感。一年后，我所居住的京都北区若草庄的房主桥本精治，新年前特地热情邀请很多留学生到他家中做年糕。他准备了很多啤酒和点心招待大家。谈话中说到我初来京都被人拒绝的事情，他仰起微微泛红的面孔说,那个人心眼太小了，看不到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对于我，前一位房主冰冷拒绝的面孔和若草庄主因喝了啤酒微微泛红的面孔，都是日本人的面孔。

日本人是复杂的。本尼?迪克特在她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中就对日本人优雅而尚武、尚礼而好斗、开放而顽固、服从而又不驯服的矛盾性做过描述。日本社会同样是复杂的，充满内部矛盾的。举一个例子。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是导致今天中日关系紧张的一个直接因素。历史上，中曾根康弘最初以日本首相身份参拜供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就是这位日本前首相在2005年4月19日《读卖新闻》上批判小泉没有中长期的战略眼光。他回忆起当年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对日本军人和平民加以保护和送还的往事，认为这与数万名日军战俘死于苏联西伯利亚成为对比。表示东亚诸国即便文化和发展阶段达不到欧盟一样的同一性，但至少应当在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中创建东亚经济机构，增强两国政治家、知识人、商界人的对话。他主张中日睦邻友好。日本政界有像石原慎太郎那样骨头里就反对中国的声音，同样，即便在自民党中，也有这样寻求和中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声音。

2005年3月底，我们请86岁的加藤周一来北京做了二场演讲。在日本，加藤周一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加藤周一50年代即发表“杂种文化论”，强调吸收外国先进的文化因子来改造日本，推动日本社会进步。这和他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观点一样，贯穿于他的学术生涯之始终。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和日本社会要求改宪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宪法，加藤周一与大江健三郎等人组成了“九条会”。这个九位平均年龄76岁的老人组成的护宪组合，今天在日本已经发展了二万多成员，成为日本社会维护和平宪法的重要力量。更为可贵的是，即便社会氛围变得非常恶化，他也不惮于公开阐释自己的观点。他引用鲁迅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以明志。加藤周一在北京期间，我一直陪着他，我钦敬他这份毅然决然的精神。对于我，他也是代表着日本知识界光明一面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