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茂川发大水会带来灾害，同时也有一利——发一次大水就是一次大扫除。因为古代的日本京都，河原就是弃置和埋放死人的地方。

古代日本天皇家和贵族公卿们讲究清洁，对于他们，有一样千万碰不起的东西就是“秽”。秽即不净，是神圣的天皇和贵族们无论如何都要躲避的。什么是秽呢？记载日本宫廷仪式做法的典籍《延喜式》中有明确的规定：人死、产，六畜死、产，吃肉等，都有秽。在其他书籍的记载中，列于秽中的还有改葬，伤胎（流产），怀妊，月事，失火，埋葬等。不难看出，凡是违背日常生活的非常事件，几乎都被看成是秽恶。在所有的秽中，死秽最重。依《延喜式》的记载，“人死忌三十日（自葬日始——原注），产七日，六畜死五日，产三日（鸡非忌限——原注），其吃肉三日”。此外，改葬及四月以上伤胎（流产）时忌三十日，三月以下忌七日。

与秽密切关联的另一个观念是触秽，即沾染或传染上秽。当一个人因某种方式接触到了有秽的人或事物，他将同样不同程度地沾染上秽，这就是触秽。秽是无形的存在，但是，它的存在却与时间空间均有相关。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广狭，都对秽的强度与存在有很大的影响，因而，由于各种条件的不同，人们对秽的感染程度也不同。《延喜式》规定，甲处有秽，乙入其处着座，乙及同处人同秽。丙再入乙处着座，则只丙一身触秽，同处人不为秽，乙入丙处，人皆为秽，而丁如入丙处着座，丁无秽。就时间而言，距离秽发生的时间越长，则秽的强度越弱。最极端的例子是白骨无秽——尸体已腐烂成白骨，则不再为秽。就空间而言，院墙可以阻秽，而道路、桥梁、河滩、荒野等因为是开放空间，除了秽存在的地方外，其他地方则无秽。

按照这种划分，凡是死人或死牲畜、或者人和牲畜生产之处都有秽，触秽了要花差银两请神官做祓除。而死人和死掉的动物的身体更是秽的源头，对它们，那时日本人的做法就是尽快往河边这一开放空间扔。如果是有一点身份的，可能还简单用砂土埋一下，立一块木板做塔婆，如果是犯罪受死刑的，很多就是那么一扔了事。如此草率地处理掉尸体，是出于日本人特殊的灵魂观。日本淳和天皇有名的“散骨诏”称：“人殁精魂皈天，而空存冢墓，鬼物凭焉。终以为祟，长遗后患。今宜碎骨为粉，散之山中。”也就是说，人死后灵魂已经和肉体没有关系了。这种情况直到丰臣秀吉时代才有所改变。据《日本刑罚史》记载，当年丰臣秀吉处死自己的养子日本关白丰臣秀次一门妻妾子女几十口。其中一位妾的阴毛特别重，曝尸河原后，很多人专门去看，一时成了庶民街谈巷议的话题。于是有人进言说直接曝尸河原有欠风化。以后才都简单地埋一埋。尽管如此，河边依旧是腥臭之地。只有每年雨季洪水下来，这些尸体才会被洪水冲进淀川，带入大海。

既然尸体是秽，天皇家和贵族们当然自己不会去抬，老百姓上行下效，也躲之犹恐不及。那么谁来处理这些尸体呢？处理这些尸体，在古代就是“河原者”的工作。

“河原者”是指古代居住在京都贺茂川河堤与河水之间滩涂地带的特殊群落。他们居住的河边河堤与河水之间的地带，日语叫做“河原”。要理解“河原”这个称谓所包含的意义，就要了解日本人对于“界”的认识。日本人处理人际关系时，“内”和“外”分得非常清楚，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这种文化传统。与此相关的一个文化现象，是古代日本人非常发达的界限分隔观念。在日本的神社前，通常都树有两柱横一杆的“鸟居”。这个“鸟居”就是一条界，它标志着由此向内已经是“神域”。过去，在日本的村落入口，经常看得见挂有白色纸条的“注连绳”。“注连绳”的作用也是用来标明村落内外的边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除了这些用绳子和建筑物表明的界限外，还有存在于观念之中的各种界限，而在古都京都的历史中，贺茂川的河堤就是一条重要的标明人与“非人”的界线。在这条“界”之外生活的“河原者”，他们尽管生活于都市的边缘，但并不被看成是城市的居民，而是被歧视、被从社会排除掉的存在。

在古代日本，“河原者”是特殊的存在。“河原者”可以不交任何赋税，因为他们已经被排除于社会之外，不被承认是社会的成员，同时，他们又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从事大家认为肮脏污秽不肯做或不能做的活计——比如处理人和动物的尸体——他们是日本社会的暗部。他们所居住的，是河滩上搭建的简易的棚舍，只要发洪水就会被冲没，在他们生活的周边，河摊上扔弃和埋着大量的尸体。1461年日本出现大饥馑，死亡人多。《碧山日录》记载洪水冲来时的情景：“流尸无数，如块石磊落，流水壅塞，其腐鼻不可当也。”想象一下便可以知晓他们生活景况的凄惨。为这些人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问题，在日本后来成为“部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