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他以《城》为总题写了一组这样的诗。其中有以《天坛》、《东华门》、《德胜门》这样以古建筑为标题的、也有以《首都剧场》这样的建国后的建筑为标题的，有以《南池子》、《后海》、《将台路》甚至《遮月胡同》等地名为标题的，也有以曾经有过但已经不再存在的《中华门》、《太平湖》命名的。在组诗的小序中他写到：“行到德国，像是小时的北京。有雪，也有干了的树枝在风中晃动，我恍惚觉得沿着窗下的街走下去就回家了，可以看见西直门，那黄昏凄凉的光芒照着堞垛和瓮城巨大的剪影，直洇开来。”顾城说，在梦里，他常回北京。“太平湖或中华门，现在都没有了，晴空中的砖和灰土、新筑的坡道、酸枣树都没有了，可我还在上面行走，看下边和以后的日子。”

“下边和以后的日子”，是顾城不愿涉足其中的日子。作为顾城的同时代人，我们对此有同样的感觉。不同的是，英儿说顾城从小就有很强烈的自杀倾向，他对于自己在人间的时间有限是早有觉悟的，并且他简单化的世界图式和真正存在的世界毕竟很难兼容。但最终他采用那样激烈的方式结束一切，还是让人感到意外。

然而人世很长。我不知道新西兰和中国之间什么时候会签订旅游协定，但如果中国人将来能够自由来往新西兰的话，到激流岛凭吊的人会有不少吧。也许还会真有人把这里开发成赚钱的“景点”，亦未可知。梵高和高更当年作画的岛，不是都已经成了当地的旅游资源吗？同情者悲落叶于劲秋，无心者嘉柔条于芳春，想那是另一种人间的“下边和以后”的日子，不过这和“人时已尽”的顾城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着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

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顾城《墓床》

京华遇诗人

今年第一期的《蓝?BLUE》集中地介绍了文革时期上海和贵州的地下文学。透过书稿那些黑白照片，透过照片中那一张张朴实而又凝重的面孔，你能感觉到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令人震撼不已的传承力。只要想一下，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在文学本身就与灾祸和危险相连的年代，仍有这样多的年轻人承继文学这一脉独传的薪火，毅然投身文学，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这事实本身就让人感到几分温暖。

一月的北京街头，我买到了一本散文集《京华遇诗人》。作者孙文涛是69届初中毕业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北地下诗歌创作群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位。我和孙文涛只是80年代初见过一面。那时他已从农村以“病退”身份返城。二、三诗友相约到他家中小聚。文涛家中很简陋，唯一的奢侈品大概是那台正播放日本电影《追捕》的黑白电视机。那天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坐在那里，听他弹吉它，唱那些他在广阔天地里唱过无数遍的“黄歌”。多少年过去了，多少往事都已沉埋在时间的泥砂下，再难忆起，那次短暂的相聚，却一直深深记在心中，这大概是由于他那浸透到骨髓中的忧郁吧。和我周围意气风发的大学生们相比，这忧郁无疑是反差极大的存在，只是当初我没有意识到这些而已。

在《京华遇诗人》中，有好几篇专门谈到文革时期的“黄歌”，像《南京知青之歌》、《重庆之歌》、《秋收时节》等等。在我的中学时代，这些歌都是中学教导主任在做报告时做为反面材料反复提到过的。和《蓝?BLUE》中整理发表的文学作品一样，这些知青歌曲同样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轨迹。多少青年人的爱与忧愁，青春与梦想都和这些旋律缠绕在一起。令人扼腕不已的是，如今满街的新歌旧曲中，竟没有一盘当年的“知青歌曲”。说一盘没有也欠确切，我确曾见过诸如《囚歌－知青》这样的带子。遗憾的是，在摇滚与打击乐的伴奏中，歌声传达的已经只剩下商人们借此由头攫取经济利益的金钱梦,至于过去的时代风貌是否得以再现，他们是无意加以追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