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写这篇文章，先想到的是中国古代的一段故事。故事说很古的年代，有一位叫王质的到山里砍柴，没想到他碰到了仙人对弈。一局看下来，带进山来的斧头，斧头把儿都烂掉了。匆忙赶回家，自己的村子已物是人非。从1991年去日本留学，到2000年拿到京都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北京工作，前后将近十年。算起来回国到今天也一年有半，可以说对国内的生活也有了比较深的体会。每每回首留日学习这十年间中国的变化，所感所知，常常让我想到这段故事。而这篇文字想写的，就是我所感觉到的变化后的中国的点点滴滴。

1991年我到日本，第二天指导教官带我去银行办了手续，没多久就用上了卡，心里想着这方便的银行卡什么时候中国也能用上呢？十年归来，牡丹卡、长城卡，中国的银行也成了卡的世界。1991年底修学旅行看到日本的高速公路，心中羡慕得不行，可现在中国的高速公路已经一条一条快连成网了。计算机、互联网、携带电话…… 说到中国的变化，用一个“快”字仿佛都不够。这变化中也有快得让我头疼的。1991年我负芨东游时，住房还都是单位分配。因为出国，原来的住房自然还给单位了，想着回国时能再从学校分到住房，可偏偏最后一批福利分房1999年结束了。按照北京中关村的房价（6000元/米），用我现在的工资（1800元/月）要买房子谈何容易，这头能不疼吗？

十年中变化的不仅仅在物质方面，人的精神世界也变得实际许多。最说明问题的是诗歌的处境。80年代末90年代初，诗歌还是为多数青年爱好的文学形式，校园里处处都遇得到爱好诗歌的“诗人”。十年归来，最大的诗歌刊物《诗刊》已经订户锐减，说哪一位年轻人是“诗人”，得小心对方跟你急。1990年我在清华大学开“诗歌的创作与欣赏”，曾请来一位酷爱诗歌的《诗刊》编辑来做过讲座。十年归来，打开电视机，播放的正是他的作品，不过不是曲高和寡的诗歌，而是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清皇帝微服私访的古装连续剧。假想一下吉增刚造变成了《水户黄门》的编剧，你就知道我受到的是怎样的冲击。生活的脚步就这么一步步踩到现实的土地上，这时节，如果把自己和朋友们拿个人的积蓄在日本办介绍当代中日文学杂志的事情说给周围的人，觉得真是大有王质下山回村后讲述当年村子里的往事的味道。

经过了十年，我还觉得自己面对着一个变得日见新鲜的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来中国旅游的日本朋友都说中国的口号标语、禁令多。现在，“严禁践踏草坪”变成了“青青的草，怕你的脚”。“严禁酒后驾驶”、“严禁闯灯越线，违者罚款”变成了“开车多一分小心，家人多十分安心”、“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提醒骑车人别闯灯越线的：“不要着急，红灯亮了歇口气”、“进一步将受到谴责，退一步将得到尊重”；提醒行人的：“人行横道是您生命的绿色通道”，还有“您是首都的客人，您是遵章守规的模范；您是首都的主人，您是文明礼让的楷模”、“纠正您一次违章，送给您一片关爱”等等。这些话语中少的是旧有口号、禁令的生硬口气，多的是一份人间情义。据说为了设计新口号，交管局特意请了包括陈建功、叶延滨、蒋巍等在内的知名作家。这提法这做法，让一个在外浪迹十年归来的人怎么寻思都透着新鲜并且愉悦。

新鲜的地方还很多。我1986年开始在清华教书。寒来暑往，见惯了大热天北京街头光脊梁打赤膀的老少爷们。可申奥成功，北京又有了新鲜事儿。人们又跟光膀子的“膀爷”过不去了。《北京青年报》的青年记者们拿着“靓丽北京，有我一个”的T恤，见个“膀爷”就送一个。一起行动起来的还有孩子们。想一想几个纯洁的红领巾拿着一件白T恤递过来的感觉，我想这光脊梁打赤膀的爷们在北京街头消失也就是时间问题了。道理是明白的，要办奥运会的北京应该是个文明的北京，光脊梁的“膀爷”和这文明不般配。可照从前这也就是一禁二罚三批评的事情，换到今天做法上就是不一样。你说不是吗？

东一句，西一句，“乱花渐欲迷人眼”，那么该怎样看这发展中的当代中国？这方面日本立命馆大学的宇野木洋教授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提到的观点很富有启发性。他说，今天的中国正在完成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为完成这个过程，欧洲用了几百年，日本用了一百几十年，而中国只用了几十年。这是对社会进化过程的一种“压缩”。正像中关村的高科技、工厂的大机械生产、走进郊区就能看到的前近代的农业耕作同时并存所象征的那样，和这一“压缩”直接相关的是社会存在的“重层”现象。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学都存在着同样的“压缩”和“重层”。一个到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如果只看到一个现代的大都市、或者只看到火车沿线的马拉犁人播种，那只能算是摸到大象的脚或大象的身体。只用眼见的一点点儿说中国显然是不够的。

还要说说中国人的日本观，也有许多令人惊异的变化。我在京都大学学的是日本史，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前后为硕士生和本科生开过《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日本民族研究》等讲座，对这变化有切身感受。每次开课，第一讲我都要搞一个开课调查。能按照先后顺序写出日本的历史分期或时代的不到十分之一，但有一些学生却能写出日本战国时代十几个武将的名字。这一代在游戏和漫画中长大的孩子的知识结构显然有许多地方出人意料。宇野木洋教授讲演后接受同学们的提问，那时小泉刚刚参拜过靖国神社。一位同学问：“你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国文学？”他对宇野木洋教授“出于个人兴趣”的回答显然不满意，进一步问：“你是不是想‘师夷之长以制夷’？”问题中满含着直截了当的敌意。但这并不妨碍在期末的小论文中，学生们对于日本人的认真精神、对于日本民族的敬业精神、对于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肯定和分析。在人民网上愤青们激烈的言论和哈日族网站上的哈日言论同样是同一社会的不同的声音。当然，作为一名对学生讲授日本文化的教师，我从内心期望日本能少出一点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少在教科书上做点文章。

写到最后想起了清末李鸿章和一位日本明治政府的使者之间的一段对话。当时李鸿章依据案头的书籍对日本的使者一一加以询问。那位日本使者回答说，你所依据的是十年前的书，十年间日本有了许多变化，凭这本书已经不能充分了解日本了。“到乡翻做烂柯人”，十年归来，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我觉得历史如今正倒了过来，今天的中国正像明治的日本一样，处在激烈变化的历史时期，如果有人拿着十年前介绍中国的书来解读今天的中国的话，我能回答他的正是当年的日本使者回答的那席话，因为确实凭十年前介绍中国的书，已经不能充分了解今天的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