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15 周作人：并非一只沉默的“羔羊”

【人物索引】

周作人（1885～1967）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鲁迅的二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

一度沦为“自由人”

1928、1929这两年间，对周作人来说，是其写作欲望甚为低落的时期。据他自述，近来大懒散，久不写文字，下笔板滞，甚不自满意，以至“1929年几乎全不把笔”，而他的“苦雨斋便也萧寂得如同古寺一般”。然而，正是在此期间，北方学界面对南、北政权更迭，以至围绕北平大学区的设置引发一波又一波风潮，纷纭扰攘，久难平息，可谓多事之秋。周作人亲历其事，在与好友江绍原的私札往来中多有议论，其中涉及对所谓北大五四新文化传统的不予认同、人事变迁的取舍态度以及郁结于胸的学界派别意识等等。由此可以窥知“改朝换代”之际周作人这类知识分子的微妙处境和彷徨心态。

1927年夏，奉系势力入据北京，强行合组国立九校为“京师大学校”，致使北京大学在名义上一度不复存在。珍视北大传统的人们扼腕痛惜，但曾经为“五四健将”的周作人却另有所见：合并国立各校，“我虽未必赞成，觉得这样办亦无妨，因我也觉得北大或其他各大学之毁坏殊不甚足惜”。在他看来，北大的光荣传统乃属子虚乌有，该校近10年来所从事的幼稚的新文化运动实无功罪可言，胡适诸人高自标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殊属过奖”，不足置信。此语出自曾经参与新文化运动且与北大关系非浅的周作人，不免令人感到困惑，然而在他却是并非冲动的“冷静之言”。秉此认知，周作人其后在北平大学区风潮中与坚持护校的北大学生的立场大相径庭。不过，可能是为了“少几点钟的功课”，周作人未曾接受“京师大学校”发来的聘书，一度沦为“自由人”，而这恰恰成为他后来蔑视“前恭后倨”的护校学生们的一种心理优势。

一年之后，国民党的北伐军进入北京，奉系势力退往关外。原北大师生谋求复校，恢复校名。可是随着北京易名为北平，加之教育行政高层意见不一，“京师大学校”改称“中华大学”，合校体制未作任何变动，北大复校的努力遭受顿挫。出任中华大学校长者为李石曾，此人一向与“现代评论派”不睦，当年为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而力主北大脱离教育部，与周氏兄弟属于同一营垒。显然，周作人对李石曾北来出掌校政心存期待：“闻李石公明日可抵上海……想中华大学可以渐渐组织起来，惟现代派诸君子似因此有点灰心，无再来北平重整旗鼓之势。”

此时的周作人，面对“改朝换代”之际朋友们多已高升，而自身仍为“布衣”的处境竟也处之泰然，所想乃是“回归”大学实现组建“日本文学系”的梦想；同时又能够避开笔战虽过而余怨未消的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们”。稍后他又闻知李石曾校长筹得经费50万，寒假前可无短绌之虞，便愈加露出谨慎的乐观。

然而，李石曾无视教育界的反对意见，执意在北方推行大学区制，改中华大学为“北平大学”，进而涵盖平、津、冀、热（河）四省市，设立北平大学区。当1928年冬他北上实施这一宏大计划时，却遭到原北大学生的武力抵制，引发一场震动学界的大风潮。

周作人对学生的举动十分反感，颇有讥议：“北平大学在筹备开门，惟北大学生尚在反对改组，此辈刘哲时代的顺民到此刻忽然扛出‘北大光荣’的牌子来要保存整个的北大，未免可笑。”当学生武力护校与强行接收的大学区当局发生冲突，进而冲击李石曾住宅后，周氏更加痛责学生：“此辈以重打赵家楼自豪，其实乃五四精神之败类，北大前途因此未可乐观。”

其实，不论是奉系合并各校，还是李石曾设置北平大学区，在管理体制上，均非忽发奇想。从民国初年始，即有大学区的划分，袁世凯时期制定《教育纲要》，拟分全国为四个大学区，汤化龙任教育总长后，增至六个，范源濂任教育总长时，将全国分为七个大学区，如第一大学区为直、鲁、豫三省，分科大学设在北京。当然此类分区仅限于筹议，远未全面实施。不过，1922年间，蔡元培、胡适等曾议及“第一大学区（北京）国立各校合并”事宜。可知，试行大学区制亦非毫无基础。那么，李石曾何以遭遇如此激烈的反对？这显然与人事纠葛有关。

“反李拥蔡”风潮

在此次风潮最激烈之时，周作人曾有一番议论：“反李（石曾）而拥蔡（元培），不知政治上蔡、李本是一派，北平大学办法亦系蔡在任所时所定，蔡固系五四之首魁，但现在又已提议停止青年运动，不知何以如此为学生所看中也？闻北大护校一派人对于所谓语丝派、猛进派均欲打倒，惟现代派可以拥护，此虽亦是流言，或不无几分真实。”

由此看来，人事因素构成此次风潮的主因。有一种较为通行的说法，三十年代的教育界，蔡元培的“北大系”和李石曾的“中法系”并立，不时摩擦，此消彼长，而发端即始自北平大学区设置前后。实则蔡、李二人在思想、政治、教育诸方面颇多一致或相近，曾长期合作，私谊可称洽契。不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二人身后隐然各存一文人圈，虽大小不同，且时相交迭，然或因意见相左，或由利害所关，龃龉摩擦，蔡、李于此亦难全然置身事外。试行大学区制，本是蔡、李力主所致，然涉及北方教育权，二人又各有主张，难以协调。李石曾得到南京政府中枢护持，雄心万丈，志在必得，而蔡元培居于少数，退处下风。可是李氏在教育界不甚孚人望，用人偏重留法一派，示人以不广，胡适对李即一向不大看重，其日记称：“十年以来，无有一次看得起此人的。”

如此种种，当北大师生探知教育行政高层对设立北平大学区存在分歧（蔡主张慎重），出现“反李拥蔡”的风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显然，包括李石曾在内的“南京诸公”对蔡元培在北大的精神影响力估计不足。岂止“南京诸公”，身处北方学界的周作人对“北大师生至今尚迷信蔡公”同样困惑不解，连连称奇：“惟反李而不反蔡乃一奇，或者蔡公更善于做官可用为说明。”在此，周氏对蔡施以贬意已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