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代价——反垄断诉讼

然而，伴随着从小沃森到欧佩尔四任CEO的辉煌的，除了大型机和IBM PC的热销之外，还有一件对于IBM影响深远的事情，那就是美国政府对IBM反垄断竞争的诉讼。

IBM历史上曾经遭到多次反垄断诉讼，比如1932年美国司法部针对IBM和雷明顿·兰德公司之间的交叉专利许可和IBM强迫制表机客户只能购买自己公司生产的穿孔卡片的诉讼，最后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支持司法部，取消了IBM对客户购买穿孔卡片的限制。1952年的那一次则是针对IBM只租不卖制表机的商业模式，四年之后的判决中美国司法部再次胜利，IBM的制表机变得既可租也可买，这之后衍生出一个专门出租二手IBM设备的市场。

但IBM遭遇的最著名的一次反垄断诉讼，则是1969年的这一次。S/360的巨大成功为IBM带来在大型机领域的绝对性的优势，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和竞争对手的投诉。1968年，IBM的竞争对手CDC以垄断为由对IBM提起法律诉讼，起诉IBM向客户提前销售尚未达到研制完成阶段的“不存在的产品”，目的在于阻止客户订购CDC产品。1969年1月，美国司法部也对IBM提起了反垄断诉讼，指责它垄断市场、阻止竞争等。之后的几年里，大大小小的竞争对手共对IBM发起22起反垄断诉讼，要求IBM赔偿损失，甚至要求分拆IBM。

对于这些诉讼，IBM聘请了大批律师进行应诉，最多同时雇用了200名律师。在这些官司中，与控制数据公司（CDC）的官司以庭外和解告终，与电报公司（Telex Corporation）一案IBM一审败诉、终审胜诉；其余的全部胜诉。其中与司法部一案持续了13年，历经五届美国政府、四任IBM CEO，传唤了近千名证人，直到1982年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时任反托拉斯局领导人威廉·巴斯特（William Baxter）重新审查了案件后，以“没有价值”为由撤销了这一诉讼。巴斯特认为，IBM是以合法手段赢得市场份额的，反垄断法不应该因为一个公司的成功而针对这家公司。这个结局与同一时间的另外一起反垄断诉讼正好相反，在那个案件里，AT&T被分拆成几家较小的公司。

这些诉讼的胜诉并不意味着IBM在这个长达13年的过程中是受益者，IBM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损失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创新精力。为了与CDC和解，IBM不得不将1958年设立的专门从事数据服务业务的服务局（Service Bureau）公司以16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CDC，而服务局公司的市场估值接近6000万美元。同时IBM要向CDC支付1500万美元律师和诉讼费用；还要在五年内向服务局公司购买服务，并且自己六年内不得从事数据服务业务。

在司法部的相关指控中，有一项内容是指责IBM通过捆绑销售硬件、软件和服务，阻碍了服务领域和外围设备领域竞争对手的发展。为此，IBM于1969年宣布将软件和服务从硬件销售中“松绑”，把软件与服务单独收费，非IBM设备客户也可以购买IBM的软件和服务。在与司法部达成的协议中，IBM同意政府监督自己的行为，在开发竞争性新产品的时候，要把计划书和备忘录交给司法部进行审批。这对于IBM的产品和经营都形成了非常大的牵制，也影响了之后若干年IBM的技术创新和行业领导地位。而另一方面，这些对IBM的牵制也进一步催生了一些新兴细分行业，如软件和服务行业的出现，也为苹果这样的新兴公司的诞生和成长创造了土壤。和今天互联网相关行业的出现一样，当年的IBM正处于行业交替的时代，法规环境并不完善。但不同的是IBM十分重视法律和诚信，在事件发生后变得谨慎。这种谨慎或许会被一些“大胆”的企业新贵所不屑，却是IBM能够绵延百年的根本基础。

如果反垄断诉讼是反映一个企业的行业领导地位的一个风向标，则在数十年间遭遇如此之多的反垄断诉讼的IBM无疑是横跨制表机以及信息处理行业的绝对领头羊。但也许作为行业领头羊的代价就是要小心处理市场竞争问题，免得落入反垄断的竞争陷阱。强大如IBM一样的企业也不免在诉讼过程中产生巨大耗损，同时也把企业的注意力有所分散。这也和IBM后来遭遇的下滑挑战有着一定程度的挂钩影响。在技术创新多变的时代，一个技术的出现有可能带来一家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的绝对优势（微软也同样受到这方面困扰，不知道苹果会否成为下一个对象），因此有效地避免被反垄断诉讼拖垮也是基业长青的一个元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