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国模式？

在关于改革的争论中经常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苏联领导人在开始改革社会时没有走中国的道路，没有采用中国的改革模式——在保留原来的政治制度甚至意识形态的同时，使经济转到市场基础上来？这一问题是根据中国独特的经济奇迹提出的。看起来这里表现出的也是俄罗斯社会意识中关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对此可以说些什么呢？首先，不应当把当时苏联领导人对社会改革的态度与中国模式对立起来。使我们得出首先要改革经济的结论的不是关于经济作用的教条式的观念，而是对危机前国内实际情况的分析。我和我的同事们——早在戈尔巴乔夫执掌政权之前很久就曾与其共事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国家不能带着原来的经营机制和方法走上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轨道。关于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前，在1984年1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科学实践会议上作报告时，就讲得很清楚。他担任总书记后，一直坚持这一方针。只要指出如下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1985年夏召开全苏加快科技进步会议，制定实现我国机器制造业现代化并为此重新分配财政资源的重要措施，在三个部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实验，发展个体劳动活动、合作组织，在企业和联合企业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自筹资金和自负盈亏方面采取实际步骤，以及在1987年夏研究并作出关于进行重要经济改革（其实质就是规定在完全经济核算制、租赁和合作的基础上实现经营活动商业化）的决定。我们当时认为，所有这些措施两三年后可以带来实际效果，而眼下也不应忽视传统的行政杠杆的作用，不应忽视加强计划财务制度和劳动纪律、实行企业两班制和三班制、严格监督产品质量的做法，在这一背景下还研究了严厉制止酗酒和嗜酒过度行为的问题。

遗憾的是最初的意图没有实现。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党的经济机关的情绪，在于它对经营管理方法上的种种进步变化、对1987年的改革所要求的新的经营管理形式的运用进行越来越强烈的抵制。企业的经理们当然欢迎扩大自己的权力，况且还实行了企业经理选举制，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未做好自主经营的准备，坚决反对缩减国家拨款和有计划的物资设备供应。各部、计委及政府的领导人都力求保留各自的权利和权限，对放弃严格的指令性计划、改革价格构成、实行生产资料批发贸易以取代生产资料的统一分配等做法暗中百般阻挠。反对意味着经济非国有化、也意味着经济非政党化的重要经济改革的，还有主要由经营管理精英组成的各级党的机关。

总之，要进行经济改革，就必须改革政治制度——首先是改革党本身，就必须使社会深入民主化，就必须有公开性和言论自由。

我国的经济改革只能作为社会改革全面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一点是，国家领导由于陷入政治制度改革，从1988年起已不能像解决政治问题那样具体地解决经济改革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被交给了政府，而那里的保守情绪非常强烈。雷日科夫—阿巴尔金政府1989—1990年的经济改革新尝试本来要向前继续推进，走向市场经济，但在某些方面甚至从1987年的立场后退了。经济管理的各个环节上都有对关于共和国经济核算、价格改革和价格构成、生产资料批发贸易等建议的顽强抵制。经济越来越成为政治的“人质”。沿着经济改革道路向前推进的运动越来越受到政治争吵、保守主义反对派和激进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攻击的阻碍。

苏共在改革中的作用

这个重要问题包含着许多令人费解的东西。改革是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后开始的，但改革是在党的领导层中响起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的呼声、反戈尔巴乔夫的叛乱实际上得到支持的时候结束的。说到前一种情况，则不能不如此。苏联社会曾是一个很有组织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只能按照党的倡议开始重要的改革，可能出现的、归根到底是自发的过程大多会造成不可预知的结果。但是，党在开始改革后就不能再像改革前那样，而是应当不仅成为改革的倡导者，还要成为改革的榜样。改革的组织者非常清楚这一点。党的民主化是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的基本思想，这次全会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实际改革进程打下了基础，为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也为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开辟了道路。党的非国家化过程已经开始，它逐渐脱离国家核心的角色、放弃直接管理国家一切事务的职能，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党并掌握政治工作的新内容和新方法。无需指出这一过程多么复杂和痛苦，以及在党的机关中引发了哪些矛盾和不满，这些在1989—1990年的中央全会以及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尤其是在代表大会后，表现得十分明显。

由于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总统，便产生了他退党的问题。党内保守派希望摆脱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把党变为反改革力量的堡垒并在保卫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展开反对改革的斗争。激进民主派也主张总统不再担任党的领袖，他们很想把戈尔巴乔夫拉到自己一边，以深化改革为借口使他脱离党，理由是党已变成反对改革的力量。

戈尔巴乔夫没有退党，而是作为国家总统保留了在党内的领导角色，他这样做对不对呢？能否赞同党基本上是一个不可改革的组织，只会成为社会上保守力量的堡垒这一看法呢？

我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总统不应当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不应当同党断绝联系，否则党就会被反改革力量控制。“民主派”当时根本不能成为总统权力的可靠支柱，他们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方针，没有社会机构，他们营垒中一片混乱和纷争，起主导作用的是过去毫无作为的政治家们（也许不包括安·德·萨哈罗夫）的傲慢情绪和蛊惑宣传。

至于苏共，它还保留着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杠杆，在地方上尤其如此，尽管党内发生了保守情绪与改革情绪之间的复杂斗争，但革新的种子已经撒下并在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中顽强地发出了芽，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几乎一致通过了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就是很好的说明，这份文件就其精神实质来看与以往所有的文件极为不同，它实际上坚持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基调，可以表明党内情绪的是，戈尔巴乔夫被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推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代表苏共及其领导层内的保守力量的利加乔夫却在副总书记的选举中遭到彻底失败。既然党内改革情绪占上风，那么，为什么在总体上主张继续实行改革路线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闭幕不到一年后，党没能采取正确的立场——不准和反对叛乱呢？

在我看来，这都是因为在国家职能从党的手中转到应当履行这些职能的国家政权代表机关和执行机关后，党未能在新的社会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由于惯性，党的机关仍抓住原来的职能不放。但是，重心已经从党的一边转向总统委员会、总统机关、最高苏维埃及其机构一边，强大的党的中央和地方机关没有在社会政治活动中找到自己的落脚点，也就不能放弃对待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以及大众传媒的行政指令方法。

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我不能不指出，当时的一个明显的错误是，本应在实行改革政策、开展党内干部工作方面起积极作用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从1988年秋天起就停止了工作，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掌握在以坚持保守立场而著称的组织党务工作部手中。

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党的地方机构的作用已经大大削弱，根据党的新的作用和职能，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总统一人担任国家领导人，传统的政治局其实只是徒有虚名，不过政治局委员们的傲慢自负仍未改变，政治局会议远非总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这项工作常常交给在党内和国内威望不高的副总书记，这不能不使政治局委员们对总统班子产生妒忌心理和对立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