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前，尤其是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后，围绕党的新任务将党内改革力量团结起来的工作进行得不够积极，总书记担任总统后，便不能像过去那样关注党了，我们对他帮助也不够，没有在这方面开展进攻性的、目标明确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在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一些具有远见卓识和民主思想的活动家（其中有叶·谢·斯特罗耶夫、亚·谢·扎索霍夫、瓦·亚·库普佐夫、安·尼·吉连科）被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但是在干部问题上也犯了重大错误（根·伊·亚纳耶夫、奥·谢·舍宁、弗·安·伊瓦什科、瓦·米·法林），地方干部工作也缺乏民主方针。由于这一切，党内的改革阵地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受到了削弱。

1991年春开始了起草新党纲和筹备当年秋季将要召开的下一次苏共代表大会的工作，党本应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分化为改革的党和传统的党，但由于发生了实际上得到党的领导人支持的叛乱以及叛乱者的失败和苏共的解散，这件事没有做成。结果，俄罗斯成了欧洲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没有在原来执政的共产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群众性政党的国家。在许多国家中，这样的政党要么仍然执掌政权，要么在后来几年重新掌握了政权。

联盟的命运

在相当广泛的居民阶层的意识中，在政论性演讲中，有时在学术著作中普遍认为，联盟的解体是改革的直接结果，而戈尔巴乔夫似乎是联盟解体的罪魁祸首。

实际上联盟的解体不是改革的结果，而是改革中断的结果，改革本身的目的是通过对联盟进行改革来保留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在国家民主化和改革的情况下要保留原来形式的联盟是不可能的。

的确，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是依靠原俄罗斯帝国历史上形成的种种联系而存在的，各种经济因素，业已形成的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是联盟的基础，联盟的核心是俄罗斯，向它靠拢的不仅有各斯拉夫共和国，还有哈萨克斯坦、外高加索地区、中亚和（在一定程度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加入联盟的各个共和国（它们当中有些国家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拥有了领土行政边界，获得了许多国家的特征，尽管如此，但联盟的联邦原则只是徒有其名，其实这是一个严格实行中央集权的、实质上的单一制国家，它的统一建立在政治制度，首先是政党以及强力机构的坚固结构之上，宪法中规定的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得到充分体现，尽管具有种种外部特征。应当承认，对联盟的族际关系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是一下子就被认识到的，苏联的民族问题曾被认为基本上解决了，各族人民的友谊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但实际上许多问题被深深地压住、掩盖住了，随着民主化的进行和公开性的扩大，这些问题开始在这里或那里冒出来（克里米亚鞑靼人、阿拉木图事件），后来，事态的陀螺开始越来越猛烈地旋转起来：卡拉巴赫、阿布哈兹以及与其相关的第比利斯事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中亚，摩尔达维亚，最后还有（这是根本未料到的）俄罗斯本身。

关于族际关系的中央全会显然开得太迟了，因而未能对事态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低估了保守力量和激进力量利用俄罗斯问题搞投机的可能性。结果，俄罗斯问题在党内被保守力量所“驾驭”，他们成立了以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的、抵制改革的反对派中心，在俄罗斯国家系统中，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占了上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其他共和国的民族运动的激进行为开始迅速升级，他们已不再客气地提共和国经济核算的口号，而是要求重新审议联盟条约（这一主张也是很有建设性的），后来又展开了争取完全的民族国家主权和退出苏联的斗争。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各民族共和国中的分离主义者起劲地赞成俄罗斯的主权，俄罗斯的叶利钦一伙主权论者则想方设法支持这些人，于是他们之间形成了某种统一阵线。

起草新联盟条约的工作似乎使族际关系方面的复杂和痛苦的过程走上了宪法轨道，但是，这项工作越往下进行就越困难，后来又受到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领导人的暗中破坏，他们发起了反对联盟中央和破坏联盟的“主权大游行”，八月叛乱的目的就是反对改革联盟，叶利钦则利用叛乱的失败来颠覆中央，使其失去实权，在最后时刻给予保留改革后的联盟的努力最强烈一击的是乌克兰为共和国独立举行的全民公决。可见，当时所有反对改革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反对联盟，而且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尽管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支持者直到最后仍在为改革和保留联盟而斗争。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当时有没有保留联盟的某种机会？要知道，在20世纪，几乎所有多民族的帝国和国家都已瓦解和不再存在，我想，这种机会是有的，尽管很小，因为与其他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帝国不同的是，苏联的各民族，首先是它的斯拉夫骨架，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共同生活在统一的地缘政治（欧亚大陆）、经济和社会文化空间之中，这一机会就在于根据各民族真正平等、在切实可行的联邦框架内实行自决的原则来对联盟进行民主的民族国家改革，改革的失败使得这一机会彻底消失。

回到原来的联盟，哪怕是另一个不完整的联盟，无论在最近的将来还是在遥远的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可以而且应当说的是发展后苏联国家之间各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的基础则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良好联系、传统和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