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时期划分

时期

重要的和标志性的事件

政治

经济

意识形态

族际关系

一、准备改革（1985年3月—1986年）

苏共中央1985年三月全会和四月全会。戈尔巴乔夫1985年5月在列宁格勒的讲话。1985年7月关于加快科技进步问题的会议。1986年2—3月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

国家领导人更迭，制定和宣布旨在纯洁和革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政治方针。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支持新领导。

加快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路线，结构性改变。广泛而又大规模的实验，准备全面经济改革。力争加强纪律和秩序，提高产品质量。反酗酒运动。

政治领导人与人民直接对话。反对表面文章、形式主义、夸大其辞，发挥大众传媒的主动性。消除不受批评的领域。

在平静和表面祥和的大背景下，出现民族间关系紧张的初步迹象（阿拉木图事件，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活动加强）。

二、开始改革（1987年—1988年年中）

苏共中央1987年一月全会（关于民主化和干部工作）。苏共中央1987年六月全会（关于根本性的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关于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报告。叶利钦在中央十月全会上的举动。政治局讨论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别无选择》一书出版(1988年6月)。

研究和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党内关系民主化。围绕改革的主要问题进行的争论愈益激烈。激进自由派和教条主义保守派的反对情绪产生。

决定和开始实行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围绕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方法的各种意见的斗争。出现财政货币困难和预算困难、消费市场的短缺现象。

公开性和意见的多元化伴随大众传媒的过激做法而形成。以批判的态度重新看待苏联历史的各个阶段。出版过去的禁书（布哈林、托洛茨基、普拉托诺夫、雷巴科夫），播放过去的禁片（《忏悔》、《道路检查》、《委员》）。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冲突爆发，苏姆盖特大屠杀（1988年2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分离主义情绪加强。共和国经济核算的要求。

三、转折时期（1988年年中—1990年年中）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1988年6月）。改组党的机关（1988年10月）。修改宪法和选举法（1988年11月）。选举苏联人民代表（1989年3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1989年5—6月）。各共和国政权机关选举（1990年春）。

改组政治体制：划分国家和党的职能，全部权力移交苏维埃。社会上的政治划分。形成反对派：保守派（党内的）和激进派（社会上的）。转向总统制政体。

经济发展速度降低，消费市场、对外贸易、金融失调。尽管采取了某些措施（合作社法），但1987年的经济改革基本上还是受到政治斗争的阻碍。政府的改革新尝试没有得到社会上的支持。出现罢工运动。

尝试建立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党对传媒的控制减弱，实际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对公开性和言论自由的“陶醉”。传媒的过激行动。围绕《新闻法》进行的斗争。创作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和他们的思想划分。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局势日趋紧张。人民阵线产生。通过限制联盟法律效力的法律。在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公约签订50周年之日举行的示威游行。中亚因民族问题发生冲突。第比利斯事件（1989年4月），巴库事件（1990年1月）。

四、危机和改革的中断（1990年年中—1991年）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大会（1990年6月）。通过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主权宣言。新奥加廖沃进程（1991年春

代表大会通过了基本上符合改革精神的各项政治决定，但实际上党被保守力量所控制。产生了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为代表的反总统力量的平行中央。社会上

经济逐渐成为政治的人质，使得种种可供选择的计划遭到失败。金融和经济联系被破坏。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迅速下降。

社会意识的深刻危机，思想混乱。过去的精神价值遭到贬低，而新的精神价值尚未成型、模糊不清、不能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

为保留经过改革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通过新的联盟条约的斗争因保守力量和激进自由主义力量的破坏而失败。俄罗斯领

夏）。1991年2月维尔纽斯事件。1991年的八月叛乱。别洛韦日协议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1991年12月）。

激进自由主义情绪的影响不断加强。以妥协的方式挽救改革和联盟的尝试（新奥加廖沃进程）。深刻的政治危机导致了8月的叛乱和12月的联盟解体。

导人（叶利钦）的旨在瓦解联盟的方针。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列昂·奥尼科夫

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本文在收入本文集时作了删节（尤其是删去了一些引文和大量的注释）。本文全文，包括引文和注释，

见：英文——SlavicReview.Vol.63.№3.Fall2004.P.459—488；俄文——всерии《АИРО-XX—Научныедокладыидискуссии.ТемыдляXXIвека》,Вып.16.М.,2005.-64с.（《俄罗斯社会研究者联合会——学术报告和讨论。21世纪的课题》系列文集第16卷，2005年莫斯科版，共64页）。——俄文编者注

史蒂文·科恩

在20世纪俄罗斯的所有“令人费解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在21世纪仍在困扰着这个民族：苏联——或者如苏联民族主义者常说的——“大俄罗斯”为什么会灭亡？自1991年12月以来，这一问题一直是俄罗斯的学者、政治家和舆论界争论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大多数西方评论家已经得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认为苏联制度是不可改革的，因此必然由于其自身特有的无法消除的弊端而走向灭亡。

但是，从米·戈尔巴乔夫主政的1985—1991年民主和市场方面发生的那些历史性变化（它们已经远远超出某些苏联问题研究者所能作出的极其“乐观”预测的单纯自由化的范围）来看，能够因此得出苏联制度真的不可改革的结论吗？当然，这一点在当时并未得到一致的肯定。实际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最终还是希望戈尔巴乔夫领导层能够带领苏联走向改革（我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作用，而是制度能否发生根本改变）。与今天一些“悲观主义者”—学者跟在大多数苏联问题研究者后面喋喋不休地说苏联的制度不可能改革、所以戈尔巴乔夫才会失败一样，当时许多研究者也曾认为“制度只能在苏联的范围内发生改变”。当时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他很快就成了白宫的苏联问题首席专家）说得更好听：“苏联的社会主义可以改革吗？当然可以，而且它已经在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