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遗产和“叶利钦主义”

有一种流行相当广泛的看法，认为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内部仍在继续进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开始的各项改革，只是它们带有更加激进的性质。不仅如此，叶利钦的某些过于热情的支持者还对事情加以渲染，说什么只是从摧毁联盟和解除戈尔巴乔夫职务起才开始了民主的改革，因为他们认为由于叶利钦时期通过了出版法才有了公开性和言论自由。众所周知，关于大众传媒的第一部民主的法律是在1990年通过的，而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在此之前两年就已取消；人民代表的自由选举在1989年首次进行；多党制的拦路杆由于1990年对宪法第6条的修改而抬起，等等。

叶利钦在执掌俄罗斯大权后当然不能不考虑改革遗留下来的民主问题，但他的政府并未给民主进程添加任何崭新的东西，不仅如此，完全可以说是以极权主义的方式背离了民主原则，这是由于通过了赋予总统近乎独裁权力的国家新宪法，而此前最高苏维埃已经解散，俄罗斯议会遭到猛烈轰击！

关于民主深化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人所共知的、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叶利钦及其周围的人与最大的寡头们关系密切，这些寡头对国家的各项决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直接实行自由价格和大规模地将国有财产私有化成了对叶利钦的俄罗斯民主深化的最“有力的”论据，然而这种休克疗法甚至没有理由被称作改革，这其实是对已有经济的破坏，是为寄希望于“无形的市场之手”的经济混乱开辟空间，这一过程必然带有反民主和反社会的性质，必然有利于投机者和影子经济经营者、营私舞弊的各级官员，并使民众遭受巨大损害——实际工资收入减少一半，储蓄贬值，失业增加等等，主要的是，这一过程不仅没有使经济得到复苏，反而使其陷入前所未有的深重而又持久的危机之中，危机的结果是1998年8月的无力支付。

叶利钦政府的政策遭到了彻底破产，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策是追求改革的，恰恰相反，主要是因为这种政策无论在目的上，还是在达到目的的方法上，都与改革毫无共同之处，它的最大目的就是尽快摧毁被等同于苏联的过去的社会主义，回到一切都由“无形的市场之手”操纵的资本主义，实现这些都要靠“革命”的手段：全面实行财产私有化，使国家对经济完全放手不管并把国家的社会职能降到最低限度。结果究竟如何呢？我们的确离开了苏联制度，不过是带着国家极权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弊端和弱点离开的，而且失去了其社会、科技和文化成就，而我们回到的是陈腐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这里有甚嚣尘上的贪婪、腐败和犯罪，有前所未见的财产和社会反差，与实行以社会为取向的、可控的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相去甚远。

苏联要进行改革，首先就必须使苏联社会逐步转型，使其脱离威权主义的过去，依靠自身的成就和传统并利用发达国家的经验走上现代发展的轨道，以保证人的生活和活动具备应有的条件。在一定时期，由于已经形成的传统，对社会革新、社会改革的论证被简单地视为社会主义抵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在社会上，而且在政治领导者中，仍然有人相信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4］但是，我可以十分负责地说，这种信念不是来自抽象的教条，而是来自对我们的社会应当解决的现实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激发人们劳动和事业积极性的强大刺激因素的形成，以及国际安全。

现在的俄罗斯政府明显地修正了其前任的政策。它更加符合国家的利益，更加注重过去（包括改革和后改革时期）的教训，因而在社会上赢得了支持，然而今天也在不断产生许多涉及社会经济政策和民主进程发展的问题，不过，这是另外要谈的话题。

注释

［1］瓦·梅德韦杰夫《在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来自内部的观点》，莫斯科：贝利纳出版社1994年版；瓦·安·梅德韦杰夫《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如何发生解体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4年版；瓦·安·梅德韦杰夫《远见、神话还是背叛？论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莫斯科：星期日出版社1998年版；瓦·安·梅德韦杰夫《后改革时期的俄罗斯。问题与前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99年版；瓦·安·梅德韦杰夫《面对后工业化时期的挑战：对俄罗斯经济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看法》，莫斯科：阿尔宾纳-帕布利舍尔出版社2003年版。

［2］在今天的俄罗斯，按照各种估计来看，这一收入占预算收入的1/2—3/4。

［3］看来，索科洛夫元帅因鲁斯特驾机在红场上降落一事而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是唯一被严厉追究责任的例子。

［4］因此有必要指出，《别无选择。改革：公开性，民主，社会主义》（苏联进步出版社1988年版）这本轰动一时的书的作者们就曾打着社会主义和革新社会主义的旗号公开进行活动，其中还有民主反对派的主要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