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庞大的共产党分裂为两个反对党，正如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早在1985年就私下建议（他至今仍对此深信不移）的那样，本应是在苏联建立多党制（而且比21世纪初在后苏联的俄罗斯实行的多党制更加牢固）的最可靠和最快速的办法，如果实现意味着在戈尔巴乔夫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所确定的那些原则问题上可以投各种票的“文明分手”，双方就会在分道扬镳后仍保留有相当多的成员、地方组织、出版机关以及苏共的其他“共同财产”，而且两个党马上就会成为苏联最大的和无可比拟的全国政党，其影响力也会大大超过一群在后来数年里把俄罗斯的政治景色搞得乌烟瘴气、大多未必离开过其赖以成立的莫斯科门户的“矮子‘党’”（戈尔巴乔夫当时根据一项内部调查资料相信，至少会有500—700万苏共党员跟随他参加新的党）。

毫无疑问，原苏共中的两派会成为两个有威望的组织，能够在后来的地方、地区乃至全国的选举中得到相当多选民的支持，而且在大多数苏联公民都认为共产党对过去和现在的种种不幸负有罪责的情况下，分离后的两个部分可以通过相互推卸责任和相互指责来免除部分罪责，实际上当时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同时双方可以继承苏共的选举优势，例如：组织经验，训练有素的干部，利用大众传媒的经验，财政资源，甚至还有选民的信任。根据1990年进行的一些调查的资料来看，尽管当时有56%的苏联公民不相信苏共，而不相信其他政党的人则达到81%，34%的人仍认为共产党比其他所有的政党都好，考虑到社会上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当时从苏共派生出的两个党完全有机会扩大自己的选民数量。

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基础，可以使要求政治自由，同时又喜欢保留苏联制度下公民已享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以及旧制度其他成分的混合式或可调节市场经济的千百万苏联公民联合起来，其中主要包括职业阶层和其他中产阶层、熟练工人、具有亲西方取向的知识分子，总之是一切仍然为社会主义者，但同时又不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选举结果来看，共产党人—民主派和原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组成的潜在核心，完全能够组织选举运动并赢得选举。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回过头来分析一下的话，会有利于搞清可能的和现实的前景。戈尔巴乔夫没能造就出或从苏共中分离出能够成为总统党的那部分政治力量，这也是他的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在1990年7月的已经分裂的（实际上是多党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利用有利时机做到这一点，他就不会在1990年年底至1991年年初国家遭遇危机、他的声望急剧下降时陷入政治上孤立的境地。

与西方的看法相反，当时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正统的共产党人也拥有相当大的选举潜力，他们坚持“健康的保守主义”观念，完全可能得到数百万官员、工厂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具有反西方取向的知识分子以及抱怨和不满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的拘泥传统者的支持，随着改革对社会保障和其他基础的“销蚀”，自1985年以来不断增长的不满者的数量必然会持续增长，而且苏共保守派还有一张王牌，就是自斯大林时期以来保守的共产主义所特有的国家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逐渐成为越来越强大的思想武器，尤其是在俄罗斯。

也不应认为共产党内的反改革派不能适应民主政治。经历了几十位“机关的”候选人在1989年3月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的失败所引发的休克和气愤之后，苏共保守派开始组建自己的选民大军，到1990年，他们在俄罗斯联邦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享有充分选举权的议会党，无论苏共保守派人暗藏什么样的野心，总的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是符合宪法的，甚至在叶利钦取得共和国行政权首脑选举的胜利、苏共在苏联历史上首次成为反对党后也是如此。

对于随着联盟的解散而散伙的苏共戈尔巴乔夫派的选举潜力只能加以猜测，而它的保守派政敌却很快就展示出自己的能力。正如一位俄罗斯观察家所说，他们作为反对派“重新振作起来”，他们在1993年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该党很快便成为在后苏联的俄罗斯最大的、最受选民欢迎的政党，到1996年，该党掌握了俄罗斯许多市和州的政权，在议会中拥有比其他任何政党多得多的代表，在总统选举期间收集了40%的反对叶利钦的正式选票（某些分析家认为甚至更多），从而使叶利钦未能组成群众性政党。2003年以前，该党在一次又一次选举中的得票率不断上升。这一切说明，如果根据选举能力来评判原苏联共产党可否改革，那么它的两派都是可改革的。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苏联制度的另外两个组成部分：国有经济和联盟。即使认真地研究专业书籍，也不可能从中找出一个表明苏联经济不可改革的实实在在的证据。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近乎一致的肯定看法：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彻底失败了”，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他的领导和改革政策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苏联经济制度本身的问题，许多西方专家不仅认可苏联经济是可以改革的，而且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不可改革论是决定用“休克疗法”给旧制度迎头一击的俄罗斯政治家们（和他们的西方保护人）后来的又一个臆造。

我们应当再来看看“改革”这一概念。如果所谓“改革”在这里意味着转向完全的私有化和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苏联经济制度当然是不可改革的，它只能被彻底取代，某些自封的西方顾问在1991年就坚持必须这样做，而且后来也不肯原谅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没有听他们的话，然而在苏联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中，包括在激进改革派中，当时很少有人支持这一主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非常赞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并一再坚定（1990年以前）重申的“改革”目标：拥有“可调节的”、同时又“丰富多彩的现代市场”的“混合经济”，它能为公民提供“经济自由”和为各种形式的所有制提供“平等权利”，但仍可被称为社会主义经济。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混合经济的主张在西方受到许多人的讥讽，叶利钦当时炮制出的一种观点——苏联领袖想把不可合并的东西合并在一起，或者如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所说，他想“让兔子和驴杂交”——得到了普遍赞同。但这也是不正确的，所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混合型的和可调节的，都包含着私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市场调节方法和非市场调节方法，它们的对比关系会时常发生变化，任何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其实从来都不存在其思想家所鼓吹的完全的“自由市场”。此外，俄国除1929年新经济政策结束后的那段时期外（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苏维埃俄国），历来是大规模的国营经济成分和私营经济成分结合在一起的。

从政治和经济观点来看，将“资本主义”成分植入改革后的苏联制度是一件比把“社会主义”成分带入——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更加困难的事情，但是，使市场成分——私营公司、银行、服务企业、商店和农场（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一起）——无法对苏联经济加以补充并获得发展和竞争能力的决定性原因并不存在。在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和中国，在政治限制多得多的情况下发生过某种类似的情况。当时需要的只是坚定地遵循戈尔巴乔夫的原则——循序渐进并且决不将生活方式，哪怕是改革后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人们。这一点之所以没有在苏联和后苏联的俄罗斯实现，首先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就像1990—1991年国家遭遇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一样。

我们也必须讨论一下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是否真的“彻底失败了”的问题，因为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意味着苏联经济没有对他的倡议作出反应，如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这一论点也是回头看的结果，甚至在1990年，尽管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显然已经产生一系列严重情况——预算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加剧，消费品日益短缺，生产不断下降，但某些西方经济学家仍然认为他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