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经济改革是由几个必要阶段构成的“转型过程”，那么到1990年时，戈尔巴乔夫已在几个重要方面启动了整个这一过程，他使得全面经济改革所必需的几乎所有法律得以通过，使相当一部分苏联精英具有了市场思维，而且这种思维在他们头脑中非常牢固，在1991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一位主要的新斯大林主义者甚至宣称：“如今只有疯子才会否定市场关系的必要性”，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还废除了一些旧的思想教条，使私营企业和私有制即市场关系合法化，带头拥护各种所有制“积极和正当地竞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经济摆脱了党的机关用来约束经济的种种禁令和限制的桎梏，于是，作为这些变化的直接结果的苏联经济市场化、私有化和商业化过程开始了。

对这些过程应当予以特别关注，因为今天人们几乎总是把这些变化同叶利钦和后苏联的俄罗斯联系在一起。到1990年时，被称为合作社的私营企业数量已达到20万，其中的就业者将近500万人，而这些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5%—6%，这一变化无论结果如何，毕竟进行了进入官名录的官员和其他私人对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过程；许多城市中开设了商业银行；出现了首批交易所；在市场机构建立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商业和金融精英，包括后来的“年轻富豪俱乐部”；为此一位美国记者在1991年年中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苏联资本主义”的报道。西方专家可以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是不成功的治标办法，但某些俄罗斯经济学家在几年后确认，“正是在他主政时期产生了后苏联的俄罗斯经济活动的所有基本形式”，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正是产生于苏联经济内部的转型，证明苏联经济是可以改革的。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旧的苏联制度最大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联盟，或者确切地说多民族国家问题。戈尔巴乔夫当时并未立刻意识到，他的政治和经济改造可能对莫斯科同时控制15个加盟共和国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但到1990年他已相信，他的所有改革的结果以及他自己的命运都将取决于联盟的命运；在执政的最后两年里，他变成了一个像林肯一样的人物：他仍然充满“保留联盟”的决心，但他不是用强力手段、而是通过谈判力求使已经声名狼藉的“过于集中的单一制国家”变为真正自愿的联邦，当1991年12月苏维埃联盟寿终正寝，加入这一联盟的各共和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时，这也意味着戈尔巴乔夫的名为“改革”的渐进性改造已经完结。

能不能像戈尔巴乔夫以及许多俄罗斯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在1991年前后所说的那样改革联盟呢？有关这一“关键问题”的西方出版物受到两种先入为主的观点的影响。大多数西方人的评价，尤其是美国人的评价所特有的反苏主义使他们确信（无论其“热衷于种种过时论断”的程度如何），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是注定要灭亡的；另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也许并非有意的，而且它同语言或者表述有关，几乎总能听到（也许暗含着与1917年沙皇俄国灭亡的对比）联盟已经“垮台”或者“瓦解”这样一些术语，其意思是，存在着必然导致这种结果，因而实际上使苏维埃国家不可能改革的内在原因。但是，如果以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联盟怎样和为什么被取消、被解散或者干脆不再存在，我们就会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偶然事件或某些客观因素，因而可能有另一种结局。

西方流行的关于联盟不能改革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一个严重的错误认识得出的。这一认识就是：苏共的全国机关（以及它的垂直组织机构和下级机关无条件服从上级机关的原则）“仅靠自己就能保持住整个联盟”。既然这个专制的党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去了根基，也就不再存在能够抵制离心力量的团结因素，所以“苏联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简单地说，“没有苏共就没有联盟”。

当然用不着低估苏共的作用，不过还有另外一些维护联盟统一的因素，其中包括设在莫斯科并且在全国、在方方面面都有分支机构的联盟中央主管经济的各部委，这些部委也同苏共一样是维护联盟统一的重要组织因素，也不应当低估有着自己的纪律和同化方法的全联盟军事机构的联合作用，以及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的是全联盟经济本身，数十年来，15个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统一体，因为它们共同利用和依赖于同样的自然资源、燃料和能源网、交通运输体系，同样的供货者、生产者、消费者和资金来源，总之，“统一的苏联经济空间”已经形成是人所公认的。

人的因素也不应当忽视，将“苏联人民”赞誉为统一民族的官方口号有些言过其实，但是，正如一些重要的消息人士所证实的那样，它们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人工产物”，苏联包含数十或上百个民族群体，数百万人组成混合婚姻，大约7500万公民（人口的近1/3）居住在本民族区域之外，其中2500万是俄罗斯人；共同的历史经历，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或者按莫斯科的说法，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共同经历的惨重损失和胜利的喜悦，也是一种联合因素；苏联60%以上的非俄罗斯居民能够流利地讲俄语，而其余的人由于受到统一的教育体系的培养和联盟大众传媒的影响，大多也对俄罗斯语言和文化有所了解。

如果改革的政策正确，再加上其他一些必要情况以及这些人数众多、在1917年前后就已形成与俄罗斯共同生活习惯的一体化分子的存在，就算没有苏共的集中统治，也足以使联盟的大部分保持统一；即使不考虑其他后果，仅联盟的解体也使数千万苏联公民失去很多东西，理解这一点无疑有助于解释1991年3月全民公决的结果，按照一位美国专家的说法，那是一次“绝大多数人都赞成联盟的投票”。

应当承认，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取代苏联的自愿联邦不大可能把14个非俄罗斯共和国都联合起来，戈尔巴乔夫希望会是另一种情况，但他又承认事态可能如此发展，1990年4月通过的关于退出苏联的法律就证实了这一点。1940年被斯大林红军兼并的波罗的海沿岸小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几乎肯定愿意恢复独立，西部的摩尔达维亚希望重新与罗马尼亚联合（当然，1991年以后它改变了自己的决定），三个外高加索共和国中也可能有一两个退出——这取决于一向敌对的亚美尼亚或阿塞拜疆是否会向俄罗斯寻求保护，格鲁吉亚是否需要莫斯科帮助它保持其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但即使如此，这些小共和国还是在苏联的周边，它们的退出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留下的8—10个共和国仍占有原来联盟90%的领土、人口和资源，这对于建立新的有生命力的苏联来说已经足够了，甚至有联合在俄罗斯周围的几个共和国就足够了，正如一位曾在几个月后参与取消苏联活动的民族领导人所说，新的联盟可能“由4个共和国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