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公众意识上的极大反感的领导干部更替滞缓，被解释成必须保持政治方针的继承性和稳定性，由此产生的执政上层老龄化超出了一切合理界限，使最高权力机关变成了对国内和国际种种现实进程一无所知的“长老会议”。结果，相当多的居民对所选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道路是否正确、所实行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是否符合宣布的原则、执政阶层是否有能力顺利完成国家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任务产生严重怀疑，作为对既成情况同时也是对官方观点的一种反应，在社会上开始形成对外国（首先是经济发达国家）的理想化认识，认为这些国家没有矛盾和问题，就像一片繁茂的绿洲，以它们为榜样将保证会有幸福的未来。

这种情绪由于公民的社会地位、职业、教育程度和生活条件的不同而表现各异，对现状反应特别强烈的是知识分子。

在50—80年代，苏联知识分子占人口总量的比例不仅与西方最发达的工业国的知识分子比例持平，而且在一些指标上超过后者，苏联的知识分子和政权之间本来就很不简单的关系也因此获得新的强有力的推动。一方面，知识分子对苏联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流动和职业自我实现机会给予积极的评价，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自我肯定和创造积极性与管理机构日益低下的效率、专业知识缺乏、官僚主义以及被提升到苏联官方意识形态高度的反知识分子倾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令知识分子，或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难以忍受的是，他们的社会地位被人为地降低，脑力劳动被鄙视为非生产性劳动，脑力劳动的报酬被有意降低，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受歧视等等。尽管苏联官方对需要其积极合作的某些知识分子群体给予优厚的物质收买，但其总的指导方针仍具有相当明确的反知识分子倾向，虽然不像制度建立初期那样明显，知识分子被视为潜在的不稳定的社会根源而受到严密监视，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相应的反应。同时，变得更加复杂的知识分子内部结构不能不导致利益的分化，并因此导致知识分子在社会立场、继而是政治立场上的分化。

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价值是可以在一定的生活水平下相对稳定地从事创造和职业活动，这种生活水平虽然不高、与劳动贡献也不相符，却可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必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制度和具体政策上的明显不足被视为某种次要的、附带的和可以纠正的东西，对苏联政治制度及其架构和规范的批评没有超出比较温和的范围，其实并不具有破坏性。然而，随着苏联制度危机的加深及其内部矛盾的加深，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起主导性影响。对于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苏联制度的消极性质已经具有决定作用，这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最为活跃，他们与政权体制、最终与苏联整个政治制度越来越疏远。随着非体力劳动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作为制度安宁和稳定因素的意义越来越重要而权力机构对此越来越不重视，这种疏远也日益加深。如果套用一句著名的经典表述，可以说，苏联政权在创造出新的知识分子、扩大其队伍进而加强其在社会上的作用的同时，也造就出自己的“掘墓人”，这一点在曾经保证苏联制度发挥作用的主要连接机制松动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情绪的表达者是起初很不定型、后来被称为“60年代知识分子”的流派，还有边缘状态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在苏联改革的最初阶段成为改革思想的积极表达者。

这些年来，苏联的行政工作者、经济工作者和党的工作者这类有影响的人员中发生了复杂的变化，由于国家对所有生活领域实行全面监督，此类人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其结构有了重大改变，被称为党的经济工作骨干的那部分人比重不断增大，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强，逐渐把纯粹政治“演说家”排挤到第二位。

这一群体的代表的个人特征上也发生了改变。由“上级”委派领导一切活动的不十分在行的工作人员、专家的职位，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具有高等学历的“讲究实效的务实的专业人士”——“技术人员”所占据，这些专业技术管理干部不太关心意识形态，但却精通业务，他们看重有助于其社会升迁的权力，却又不愿意受到党的机关的琐屑监管，不满意管理决策无谓的集中化和官僚化，同时，这一群体中的那种牢牢抓住已掌握的职权并将其据为己有的欲望日益增强。因此，即将发生的改变主要被解释为能够提高和巩固他们已获得的社会地位、又不破坏业已形成的权力关系基础的一系列措施。

此外，越来越多的人文知识分子代表补充进各类管理者行列，苏联政权需要他们来增光添彩，他们在为苏联政权服务的同时，也把知识界所形成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喜好带入权力机构。他们中许多人追求的目标不同于在苏共的经济骨干队伍所形成的目标，在这些目标中相当重要的是渴望清除苏联社会制度的弊端，恢复其价值基础，大大提高管理决策的有效性，复苏已呈休眠状态的反馈机制，从而克服苏联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疏远。正是在这些人中形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伊始所需要的第二支积极分子队伍。

民族关系方面的矛盾也在加剧。苏联官方曾认为国内民族问题已基本上得到解决，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和其他所有问题一样隐藏在深处，以至于其爆炸性的危险不是更小，反而更大。

苏联民族问题的客观基础是由其民族结构的特点所造成的，这种民族结构的特点不仅在于民族的多样性，还在于俄罗斯民族的显著（在数量上，很大程度上也在文化上）优势。在苏联，尤其是在俄罗斯联邦，社会生活的族际化是通过使在那里定居的许多民族接受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文化传统、俄罗斯精神气质来实现的；反过来，由民族边疆区特别迅猛发展的生产力所带动的人口地区流动，则首先呈现为大量俄罗斯移民或讲俄语的移民涌入原本紧密的民族共同体当中。正是在这些人中形成了新的工业劳动者的基本队伍，首先是技术知识分子的骨干。

这种发展从长远的角度看无疑是积极的，但它造成了使民族差异表现为社会差异的局面，有相当多的管理干部以及人文知识分子主要来自当地居民，而在生产部门就业的工业中心的居民基本上是俄罗斯人或讲俄语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各社会群体之间利益上的任何差别都必然带有民族色彩，而对生活方式骤变的本能反抗（很大程度上受世界进程影响）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具有抵制强制推行俄罗斯语言和文化以及目标明确的俄罗斯化的形式。

这方面还有许多主观因素。苏联从建立初起推行的双重民族政策起了消极的作用。一方面，苏联宣布并且部分实行了按地理区域确定民族共同体独特性的方针，这表现为划分所谓的冠名民族，成立各种自治共同体并赋予其许多准国家的配置，大力培训民族文化和管理干部，这种“民族—地区”构成体的存在促使“冠名民族”形成了渴望自我认同的民族感。而另一方面，这种政策的内涵由于在政治和经济决策上的中央高度一元集权制、对民族地区特殊利益的忽视以及特意实行的旨在加速民族融合的政策而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