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人为划分的“民族—地区”构成体等级（其实质就是民族等级）已变成一种多层次的心理伤害体系，它使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感到自己不如俄罗斯民族，使自治共和国的民族感到自己不如加盟共和国的冠名民族，而使没有形成本民族区域的少数民族感到自己不如其他所有民族。直接违背所宣布的民族政策原则、公认的道德和国际法准则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一个又一个民族的镇压，是国家煽动的反犹太人运动以及权力机关的其他类似行动。

经济政策也产生了双重作用。其重要的中心环节之一是有着自身根据的民族边疆区优先发展工业化的政策定位，这种政策定位一方面使民族边疆区地方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活方式迅速遭到破坏（从而激起当地民族和族群对一切“外来”事物的排斥）；另一方面也使俄罗斯“宗主邦”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它为多民族共和国付出了巨大资源，因此相当多的俄罗斯居民都认为这些共和国是沉重的包袱，甩掉它会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

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在苏联时期形成并壮大的知识分子成了积聚的民族矛盾的主要表达者，他们对即将发生的改变应当是怎样的抱有各自不同的认识，不仅涉及地方同中央的关系，而且涉及各加盟国之间和自治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认识在强大中央政权尚存时没有彰显出来，即便有所流露，也是采取比较和缓的形式，但它们对政权架构的潜在压力却越来越大。

绝大多数群众的不满在这一时期还不明显，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已经指出的与政权的疏远，大多数人不愿意采取积极的抗议行动，但也不打算在“上级”遭到攻击时出面保护。其中那些活跃分子也没有稍微明确一点的目标定位，人们已经认识到应该反对什么，而要回答应该争取什么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但在此时已有最初的迹象表明，争取改变苏联社会现状的运动正分化为各具不同价值体系的思想流派，其中有革新社会主义派、传统民族主义派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派。

这就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出现在苏联大政治领域时所面对的国内局势。

目标

历史证明，当大多数人渴望改变时，能够发现并表达他们意愿的领导人就会出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前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情况正是如此。

名气不大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件事，从一开始便引起锐意改变的莫斯科舆论界的关注。对他的好感来自许多方面，既有在众多“克里姆林宫长老”衬托下尤为突出的年轻优势，也有在他所达到的层次上十分罕见的杰出才智，既有对周围人的亲切友善，也有他对乐于接受和思考的新信息的开放态度。米·谢·戈尔巴乔夫所走过的生活道路也对他有利。他出身“外省”，来自劳动基层，十分了解莫斯科环路以外的现实生活，他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经历过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二十大和“解冻”以后的动荡岁月的磨炼，他在苏共各级管理机构的工作经历，使他切实了解这一机构的运行的机制与存在的问题。

在知识界、包括莫斯科以外的知识界以及一部分把自己归入进步人士的党和国家机关同僚中，戈尔巴乔夫很快就被视为最被看好的有望填补党和国家首脑职位空缺的人，这种看法在更广泛的舆论界也很普遍。在随后的几年内这种看法进一步得到确定。因此，当1985年3月决定性的权力杠杆移交到戈尔巴乔夫手中时，人们的反应不单单是赞成，而且多半是欢欣鼓舞，他所提出的、在进一步发展之后被称作“改革”的方针也受到极大好评。

当然，苏联居民不同的阶层和群体都把各自的特殊利益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针相联系，这些利益有时是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针相吻合的，而更多情况下是不相符的。但这一点后来才被发现。

改革的批评家们直到现在仍对“改革”的倡导者进行指责，说他在进行决定千百万人命运的改造时，并未拿出妥善安排改造的各阶段并考虑到其综合后果的详细制定的行动计划。如果不把这种批评看成是针对不明真相者的明显的宣传（“煽动”）提纲、而看成是一种真实观点的话，就可以对其作出以下回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大和深刻的改造是按列·尼·托尔斯泰笔下讽刺的奥地利将军的“第一纵队进发，第二纵队进发”等思维方式进行的。任何一次社会动荡，如对经济制度、政治权力和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造，通常都基于一种总的价值方针，这种价值方针在行动起来的群众的自发创造中发生变化、得到补充或更新，这种创造的内涵是不能具体预测的，就连星相家也无能为力。一般来说，所发生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是描写这件事情的历史学家事后所加。

改革的倡导者及其战友有没有价值方针呢？当然有，它反映出社会的主导情绪，要求对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改变，既要保留过去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又要使国家和人民免除由于制度潜力消耗殆尽以及政权蜕化而产生的上述疾患，因此，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头几年的流行口号是：“更多的民主，更多的社会主义”，“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