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讲就是要把苏联社会变成自由的人的社会，这种社会建立在人道主义、人民政权和社会公正的原则之上，以能使人人当家作主并无限发挥主动性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为基础，保障一切民族的实际平等和人的充分权利，并容纳人类最优秀的民主成果。

上述方针反映出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的丰富内涵并在最初得到社会的充分支持。

至于说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在当时对实现目标的手段的认识，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认识是随着在改造的道路上前进，随着解决出现的问题和克服意想不到的障碍，随着社会情绪变化而逐渐形成的，如果说最初以为只是要纠正社会机体的某些变形，那么后来才清楚必须对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彻底改造。

对外政策方面的行动纲领最为显著。必须毫不拖延地立即制止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结束军备竞赛、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竞赛；需要调整在冷战过程中与世界许多主要国家恶化了的关系；急需革新与华沙条约国的关系；需要校正与所谓“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在这方面必须首先结束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需要有对国际局势的全新视点，提出新颖独到的建议，表现出灵活性并愿意妥协，这些因素在当时都具备（“新政治思维”构想）。

经济和国内政策方面的改变要复杂一些，这些方面所积聚的问题的复杂性随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每一步骤渐渐表现出来。

当时在经济领域最初只是提出争取有一些改善，增加对工业生产的投资以适应科技革命的需求（“加速政策”）；然而现行机制却没有发挥作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惯性，扼杀了当时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切尝试，对经营机制改革的尝试也无果而终。

在这方面尤为显著的是，必须利用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发展的刺激手段，因此需要重新考虑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要扶持合作社和私人经营活动。

然而，寻求有效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的举动，却引起管理机关一部分有保守倾向的人的顽固抵制，在党和国家最上层中也有人为其撑腰，这种抵制力量的势头很大，甚至威胁到改革及其支持者的命运。因此，在干部问题上作出重大决策已势在必行，并且迫切需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深入改造。即将发生的政治改革的前兆是逐渐放开对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公开性政策”），其目的在于加强反馈机制并使居民积极支持经济和政治改造。苏联党的机关对国家权力机构的控制随之削弱，后来彻底消失。下一个阶段进行了差额选举——首先是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尔后是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选举。

经过改革，苏联的国家代表机关和权力机构的关系发生了彻底改变，权力机构要向苏维埃报告工作，苏维埃则变为议会型组织；苏联宪法中取消了规定国内唯一存在的政党——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第6条。

还曾致力于通过革新整个联盟的内容和结构来根本改善各加盟共和国与全国中央的关系，为此经过长期和反复的讨论，起草了大多数加盟共和国所能接受的新联盟条约草案。

成就与问题

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一一尽述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所实行的一切变革措施。在这方面足以说明问题的是，虽然在改革过程中对苏联进行的革新比最初想像的要复杂，但国内在改革的不长时期内还是发生了重大的积极的改变。

结束历时几十年的冷战，签订削减最危险的武器种类的重要协议，同大多数经济发

达大国的关系实现正常化；苏联向世界开放，不再干涉别国事务；苏联的那些受到严重危机威胁的盟国的人民获得实际的选择自由；在所实行的政策的范围内，旷日持久、可能引起爆炸性后果的德国统一问题得到较为顺利的解决，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

社会摆脱了束缚它的“枷锁”，在精神上和政治上获得解放；在民主改造道路上实现

突破，奠定了以代议权、执行权和司法权分立以及多党制和差额自由选举为前

提的正常的政治制度的基础；通过立法确定出版和信仰自由，取消对出国旅行的限制，

宣布人权为最高原则。

开始向多种所有制成分的经济发展。为经济积极性的发挥创造了前提条件：使生产者的经

济自由合法化，削弱对外贸易垄断壁垒，允许建立有外资参加的合资企业，开始在

国有大型企业运用市场原则，采取刺激合作社和中小企业的措施。

当然，现实生活所要求的一切还远未做到，然而已经为苏联的社会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像改革这样异常复杂的改造过程出现错误和失误在所难免，它们当中有一些已经在发展中得到纠正，而另一些比较重大的错误和失误则对改革的命运造成负面影响。

没有建立起能积极坚持和保卫种种改变的有效的公民社会机构，同时干部的更新也没

能彻底完成。结果，改革的命运在很多情况下掌握在内心敌视改革的人手中；对这

些人的抵制往往很少且效果通常不大。

不能空喊一些流行口号，哪怕是最迫切和最崇高的口号，还要使大多数人的物质生

存条件得到起码的、而且看得见的改善，只有这样才能指望深入的改革受到群众的

支持，否则以深入改革为基础的方针必然被人们视为空谈或明显的欺骗。

然而这方面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却为时已晚，因此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生产合作社制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却蜕化为吸食国有企业血液的原始寄生方式；小企业也停留在以分配为主的初级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