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罗波夫执政时间的短促（实际上一年左右）使得他无法比较准确地确定采取的新措施的范围。但我们知道这些新措施的逻辑和内在界限。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当时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在与其一位顾问进行坦诚交谈时说：“……我完全相信：只有在我们真正把经济推向前进之后才能触动国家。”［3］不过，安德罗波夫的政治革新纲领（“触动国家”）是浮浅和有限的：扩大苏维埃的权力，经济工作领导人实行选举制［4］。

当时与安德罗波夫谈话的人，即这段引文的作者格·雷·沙赫纳扎罗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1988—1991年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91年任苏联总统顾问。1992年起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综合问题研究组负责人。——编者注是安德罗波夫“宠爱的”顾问，他不同意上司的主要方针。他认为，不进行政治改革任何重要的经济改革都是不可能的，一切都会被抱成一团的苏维埃官僚们扼杀在萌芽之中：苏联的“统治阶层已经僵化，生活得不错，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有何必要改变什么”［5］。

两位在党内飞黄腾达的苏维埃精英的杰出代表人物（上世纪80年代末格·沙赫纳扎罗夫成为米·谢·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成为其为数不多的顾问和所信任的人之一）很久以前的这场争论，像一滴水一样反映了苏联“前改革”战略的基本矛盾，20年之后这一矛盾戏剧性地占据了首位：是否可以逐步地、比较有秩序地、按照中国的模式改革苏联社会，或是应当全面出击，一蹴而就。

当然，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邓小平的改革截然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苏联不是中国，而且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有可能根本不适宜在“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做，但问题依然存在。确切些说，在对苏联改革战略的这一决定性选择后面隐藏着成堆的问题。

实际上苏联改革即加速奔向自由就从这一点开始。在前一年半中，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只是接近了分水岭，基本上完成了其前任的纲领，1985—1986年间行为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安德罗波夫的方针和思想政治遗产所决定的，基本取向是——保持制度的稳定和“揭示社会主义的创造潜力”，后来这一点在“加快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口号中得到了体现。可见，问题甚至不在于经济改革，而在于用“专家治国论”调整现有的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在政权“日渐瘫痪”的情况下已经松动［6］。坦率地说，已经不紧密了，但常言说得好，有什么就吃什么吧。

如果遗留给戈尔巴乔夫的安德罗波夫纲领能由安德里波夫本人来完成，情况无疑会好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使“未被利用的社会主义潜力”非神话化，也许能够给自己的继任者留下更多的实际改革经验，少留一些错觉，但他未能进一步前进。于是“国家社会主义”复苏和消除的任务都落到了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肩上。这一把各种历史任务结合起来的明显矛盾的做法必然使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路线具有曲折的性质。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禁酒运动（1985年5月）的规模和意义引人注目，关于这次运动众说纷纭，但基本上是否定的声音，这样的评价并非十分公正，但在这里无法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对于我们来说，在当时情况下禁酒运动是重要的，因为它是戈尔巴乔夫构想所遭遇的严峻考验的先兆。

在戈尔巴乔夫自己对这一情况的解释中，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之间的大“缝隙”引人注目［7］，在需要进行有计划的长期围攻的地方，展开了胜利希望渺茫的艰难的骑兵攻击。后来在解释和论证反“酗酒”运动的突击速度时，他写道：“我们铲除这一可怕的祸害的心愿太迫切了。”［8］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经济领域另一个不成功的试验，即所谓的国家验收中，当时正在向民用企业推广军用工厂实行的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后来戈尔巴乔夫对那些考虑不够成熟的措施也作出了同样的解释：“希望用各种手段来更快地提高产品质量……时不我待”［9］。

禁酒运动——对改革者的战斗洗礼——证明当时改革者的迫切的、甚至过大的历史时代感。这一点用不着大惊小怪，在经过勃列日涅夫的停滞之后，改革者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挽回失去的（“速度”），一种感觉常常压在人的心头（根据后来的事态来看——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即时间的限额已经用完，一切计划的东西本来昨天就应去做，人们急于想要使改革的进程不可逆转，让保守派没有可能把一切恢复原状；同时，与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两极对抗的僵硬逻辑让人跃跃欲试；最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痼疾——急躁常常让人与时间赛跑。

禁酒运动的失败是对改革者的严厉警告，想一下子做许多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理由的，但效果适得其反，在狂热的改革日子里要听到这样的警告并作出正确结论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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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难度过“安德罗波夫阶段”之后，1986年年中，改革者来到了通往越来越渺茫的未来的道路分水岭。该是对已故总书记与格·沙赫纳扎罗夫早在20年前的争论中提出的问题作出实际回答的时候了。请注意，这里指的是在不触动政治制度的情况下改革计划经济的可能性问题。

苏联国内一位研究这个时期的学者认为，1986年年中至下半年“上层”对于进一步改革苏联社会形成了两种思路：“经济技术方法”和“政治方法”。如果说在第一种情况下经济改革需要在政治制度稳定的情况下进行，那么第二种思路则要求社会迅速和坚定地实现民主化。党的领导层中的民主派一心要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十分清楚地提出了他们打算进行的变革的规模［10］。尽管加快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存在明显风险，特别是在经济问题和困难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仍然作出了采取第二种思路的选择［11］。

同时，对像“改革”和“公开性”这样重要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概念的反思日益深入；戈尔巴乔夫发现自己的方针不断遭到反对，于是越来越强调正在进行的事业的革命性。作为一般改变工作作风而开始的改革从此以后成了与威权主义的历史决裂、社会实行深刻民主化的标志，同样，作为“上层”与“下层”保持逆向联系渠道的“公开性”，逐渐成为民主化的最重要杠杆，成为提高群众社会和政治积极性的独特手段。

我们在思想上跨越将安德罗波夫的“前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12］本身划分开的1986年和1987年分界线后，回顾过去并再次向自己提出了那个“老大难问题”：这次向前冲，从经济改革向政治改革的“大飞跃”，在日趋恶化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展开全面进攻的决定到底有多少根据？根据“市场社会主义”有计划地进行经济改革的实际战略（这一战略在前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以及越南都产生了良好的结果）是否会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呢？

有许多重要论据表明，戈尔巴乔夫的班子在1987年前夕所做的选择是正确的。70年（三代人！）形成和夯实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排斥经济新措施：所有人都记得这方面特别是柯西金改革的不成功创举的例子；在“回潮”的打击下，不仅经济改革，而且改革者本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赫鲁晓夫的例子历历在目［13］。对于正在形成的改革的群众基础——党政精英、知识分子、青年中的革新派——来说，“经济倾向”有可能过于枯燥乏味。

除了这些重要情况外，还可以再补充一点。这一点潜移默化，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指的是存在于从思想上准备和激励改革的人的意识中的“世界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作为风向标和效仿榜样的西方特别是美国。西方的社会发展经验（其核心是自由的个人）遮盖和排挤了其余一切经验，特别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没有注意到极其成功的东方极权式国家现代化这一现象：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地区）等。要知道从种类上来说，这一现象对苏联社会的意义并不比诱人的西方模式小。

此外，极权式国家的现代化（戈尔巴乔夫改革在1986年底坚决脱离了其轨道）要求有自己的政治主体，可能成为这一主体的是国家机关、军队、执政的党。总之，这里指的是准备承担深入的社会经济变革风险的相当大部分民族精英。在晚期苏联的精英中是否有这样的人呢？让我们回忆一下沙赫纳扎罗夫在与安德罗波夫的谈话中对此公开表示的怀疑，看来，苏联改革的设计师本人也同意他的意见，因为设计师开始越过官员直接向群众呼吁。

可以认为，围绕1987年经济改革的初步尝试所发生的持续不断的斗争是对晚期苏联官员改革潜力的某种实际检验。回首往事，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认为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是“极其困难的任务……”［14］当然，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最初几步尤其困难。“社会主义思维”定式再加上国有经济权力关系的重大改变涉及的巨大利益，能够将遥远征程上的任何改革埋葬。反对改革尤为激烈的是经济官僚的“总参谋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财政部、政府机关、依靠经理群体的各部，时任总理的尼·雷日科夫常常充当这些部分的喉舌，因此当时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经过持久的较量，改革派阵营与保守派阵营达成了理智的妥协，按照当时的标准通过的决定是根本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突破，这些决定为将经济引上市场轨道开辟了道路，但只是开辟了道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