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87年的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有限而矛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社会共同体丧失了经营才能，强大的经济官僚拒不执行通过的决定，改革者不能坚持到底（特别是在价格政策上），在新的和复杂的事业中不可避免的错误和失误。结果丧失了宝贵的时间，失去了使居民开始痛苦地适应新的经济生活条件的最佳时机；货币供应量不加控制地增长和商品的日益短缺破坏了消费市场，最后这个“战略性失误”［15］对改革的命运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从这段可悲的历史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个也是主要的结论是：在改革的“戈尔巴乔夫阶段”之初，社会力量的客观对比允许在不触动政治领域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深入的经济改革。

第二个结论：在经济战线上集中力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回顾这一经历时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和改革设计师之一的瓦·梅德韦杰夫写道：“……留给我们用于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的时间不是三四年，而是少得多。本应采取异乎寻常的措施，坚决转向市场关系。”［16］

第三个结论：可以用深入的经济变革这块试金石来检验苏联社会的政治制度在新的条件下的活动能力，指出这一制度形变的未来途径。

第四个结论：尽可能将经济变革引向政治改革，不使群众的不满情绪与有组织的抗议活动成为一体，因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右翼和左翼反对派很容易利用这种情况兴风作浪。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结论：由于改革而产生的新的经济主体或迟或早都会要求有维护其利益的政治代表，这些新的经济主体在以后的改革过程中不仅是经济进程，而且是政治进程的因素，而且他们不会是“社会主义选择”的信徒。

看来，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相信当时所选择的行动路线是正确的。后来他认为：“经济改革落后于政治改革。”［17］

在当时选择道路时占上风的意见是什么呢？对此安·格拉乔夫发表了非常精彩的看法：“已开始的改革的经济方面始终从属于主要的方面即政治方面并必须为之服务，看来，应把这一点看做主要原因。”［18］

苏联的制度框架将经济紧紧局限于政治，一切都被意识形态浓雾所笼罩，这一制度为了自卫会迫使侵害其基础的改革者接受一定的行为逻辑。然而问题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接受“现实情况”强加的行为模式的？

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二个分水岭在时间方面与第一个分水岭在某一点上是同步的。这不是偶然的，在耗尽“安德罗波夫改革”的潜力之后，戈尔巴乔夫在摸索着寻找通往未来之路，他越来越相信，苏联制度的问题不在于修理，甚至不在于大修，而在于改变制度本身，苏联制度架构的一切一切——从顶棚到地基——都得更换，所以各个领域深入改革的计划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它们相互碰撞和彼此竞争。

对政治改革可以有各种理解，可以用各种方式进行，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与经济改造相比，政治改革被置于优先地位。在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上选择了旨在加速社会民主化的激进方案。晚期苏联社会变形的其他模式被忽略——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

政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核心，因为苏联制度的实质是党的国家，确切些说是“党—国家”，这种制度结构是在十月革命后的70年中紧紧地长在一起的暹罗双生子。戈尔巴乔夫为把两者分开、将其变为正常的现代政党（多个政党）和国家而打算采取的行动需要在实施时准确计算、周密安排，否则二者都会变成虚弱不堪、萎靡不振的东西，无力承受改革的过重负担。事实果然如此。

但整个计划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而斯大林时代的这个特殊产物没有任何可能生存下去，是这样吗？从已发生的事情的角度来看做出肯定回答［19］的诱惑很大，但我们不要急于作出最后判决。

在“党—国家”组合中苏共确实是“领导和指导”力量，苏共自我改革、在后苏联社会共同体中找到自己位置的能力直到今天仍是热烈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总的来说，拥有将近2000万党员的苏共（上世纪80年代中）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1）党的机关；（2）声名狼藉的官僚；（3）党员群众。其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要求在改革的背景下有专门的说法。

要估计党的基层群众的改革潜力非常容易。当然，苏共有许多用来调整的“压舱物”，以保证其“工人和农民的党”所需要的社会成分；同时，所有积极的社会成分都渴望加入党，而且靠种种真话和假话进入了党内，在这个意义上说苏共确实是“先锋队”，它留给反制度势力的是“不毛之地”。当然，一般党员、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因而不会特别留恋旧制度。

许多共产党员把改革看做盼望已久的复兴，在改革“施工员”和普通人中间占优势的是有党证的人，千百万党员群众是把改革推向前进，而不是往后拉。

确定官僚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态度则要复杂得多。他们在苏联社会共同体中占据着特权地位，因而本能地害怕变革，按照“社会主义阵营”残缺不全的标准，他们生活得相当不错，他们担心会失去什么，他们知道，苏联制度确实有发霉的地方，但又希望霉变自动消散，或至少在他们这一代能坚持住。

对于苏联改革命运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总数不止100万人的整个官僚阶层的立场，而是这一阶层的上层即“首长们”的立场，随着改造的深入，官僚上层变得越来越消极，然而至今仍不清楚，他们朝这一方向的演进在多大程度上是必然的。

这一问题用另一种方式提出或许更正确：戈尔巴乔夫能否在不作过多让步和不偏离既定目标的情况下把苏联精英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集团争取到自己一边？他们是否准备在走过“安德罗波夫阶段”后继续沿着戈尔巴乔夫确定的改革路线前进？今天未必有谁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有把握的回答，但提出一些看法是可以的。

戈尔巴乔夫这一代国家领导人既保持了继承性，同时又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前辈有明显的差别，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视野比较开阔，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更符合实际，他们是继斯大林之后掌管这个超级大国的第二代，这给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社会政治观点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他们的前辈即十月革命时代形成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军团”骨子里是世界革命的最后士兵，与“十月革命之子”不同，作为不稳定产物的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个性方面要成熟得多，他们不可能不敏感地觉察到自己个人和团体地位的根本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是执掌大权和支配巨大资源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只不过是高级国家官吏，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完全取决于所担任的职务和在“官名录”中的位置，没有那把“官椅”你什么都不是，不能传给孩子们任何东西，他们审视周围世界之后会发现，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其他国家，像他们这样的人不管官方地位如何永远有其自身的价值。

事到如今可以说，苏联这些精英代表人物地位的不可克服的两面性，注定这一群体相当无耻而冷漠地与制度分手，不言而喻，要对改革持同情态度，他们就应当认识到自己在新制度中的应有的位置。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吸收了没有反精英的苏联社会共同体中几乎所有的变化因素。

事实果真如此，早在改革年代苏联精英的许多代表人物就极为成功地使自己在所有权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换，他们依靠自己新的地位迅速从“左面”避开了改革，将改革推向了远离“社会主义选择”的地方。正像苏联这一时期的一位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在党、苏维埃、经济官僚中，关注自己新地位的合法化以及改革彻底性的派别也日渐成熟”［20］。因此在后苏联的俄罗斯许多出身于“旧官僚”的人得以保住并巩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不是偶然的。

戈尔巴乔夫非常了解这些人，这些人看风使舵、随机应变，这在官僚中已司空见惯，他对这一点不抱幻想，但也不认为有多大意义，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拒绝了认真“对付”他们的执著建议，他不喜欢这样做，也不认为有特别的必要；显然，他凭直觉感到，这些人不会为“共产主义的光明理想”而战斗，而会同任何人妥协。

最后说说苏共党的机关。在苏联“党—国家”体制中，庞大而极具权威的苏共党的机关是制度的核心，是其精神的活的化身［21］。正是党的机关认为自己就是党，而且为此还有种种理由。戈尔巴乔夫也信奉“干部决定一切”的原则，并给予苏共党的机关坚持不懈的关注，但是他很快得出结论，认为不幸的根源就在这里，于是他竭力限制党的领导人的权欲。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牢牢控制着他们，以避免重演赫鲁晓夫的悲惨命运。

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理睬身边一些人的执著建议，但他最终也未放弃对“苏联人民先锋队”的管理权，尽管与“可恨的朋友”的这种密切交往——不由自主地混为一谈——代价极大，但他对少数信得过的人私下里说，他看不到别的办法，他说，狡猾的机关权势分子各行其是，会弄出许多事来［22］，随后他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他担心“党的联邦制”会成为破坏联盟国家的前奏［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