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选择是希望通过民主化和演进形式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使国家人性化和服务化。

——摘自米·谢·戈尔巴乔夫与兹·姆利纳日的谈话

当代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诠释

鲍里斯·斯拉文

过去永远是理解现在和将来的基础，这也完全适用于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解，现在许多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思想家都从改革出发历数当代现实及其矛盾和问题。自开始改革已过去了20年，但围绕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思想斗争不仅没有平息，而且像当今大众传媒表明的那样，每到历史和俄罗斯政策的转折关头都会加强。这一斗争的焦点是改革的实质、社会革新的实践、改革在历史上的地位等问题。总之，一切都说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意义远远超出1980年代后5年这一时间范围。

革命还是反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当代思想和政治生活的几乎所有流派都在开始思考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质和实践。例如，对于保守派思想家和政治家来说，包括赤裸裸的国家利益至上主义者和新斯大林主义者看来，戈尔巴乔夫改革成了当今俄罗斯一切灾难的象征，从苏联解体和实施“休克疗法”政策到国际恐怖主义的破坏活动。前俄罗斯国防部长伊戈尔·罗季奥诺夫写道：“目前的恐怖活动和扣押人质，都是‘改革’和苏联解体的产物，是民族分离主义者开始进行并得到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鼓励的争取‘独立’和‘自主’的战争的产物。”［1］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今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也在谈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极大破坏性，说戈尔巴乔夫“为共产主义挖掘了坟墓，开辟了苏联解体之路”［2］。一些俄罗斯政治学家将这一思想作了发挥。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实质上消灭了取代自由主义民主的俄罗斯文明模式存在的可能性。他实现的是美国哲学家弗兰西斯·福山称作‘历史的终结’的东西，即所有其他文明方案均遭失败，只有自由主义取得胜利”［3］。

极右派和极左派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具有破坏性这一总的评价上是一致的，他们不一致的地方在于一派把戈尔巴乔夫改革称作“革命”，而另一派则称作“反革命”，一派认为改革是进步，而另一派则认为是俄罗斯的全面倒退。例如，前叶利钦助手、现为“英杰姆”研究中心领导人的格奥尔吉·萨塔罗夫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讲演时公开指出：“我们经历过，也许还要经历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发动的革命。”［4］著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如今“俄罗斯共产主义”理论家和捍卫者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对改革持相反的评价，称之为“改革浩劫”和“苏联反革命”［5］。当代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代表人物也持这一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打着革新苏联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的反革命”［6］的必然结果。

可见，对于极左派和极右派来说，对于国家利益至上主义的共产党人和新自由派来说，戈尔巴乔夫改革实质上意味着同一个概念——苏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模式的破产和向当代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转变。我们看到，“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术语在这里具有极大的评价意义：一种是积极的，另一种是消极的。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实质究竟是什么，它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又是怎样呢？

没有对苏联社会历史的全面了解，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看来，对于苏联社会历史来说重要的是两种基本趋势的斗争：民主趋势和反民主趋势。民主趋势反映的是大多数人民首先是劳动者的利益；反民主趋势通常体现的是寄生在不发达的苏联社会机体上的本国官僚的利益。

民主趋势来自我国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来自列宁政治遗嘱中的思想，列宁的政治遗嘱指出了民主革新苏维埃国家的现实途径，论证了新的、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创造性地发展了国家合作化和加速文化发展的思想。正是这一趋势在20世纪下半叶催生了赫鲁晓夫“解冻”和戈尔巴乔夫改革。

反民主趋势（极权主义趋势，威权主义趋势——可以有不同的叫法）反映的首先是苏联官僚和某些边缘群体的小资产阶级、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需求，结果约·斯大林成了这一趋势的最典型代表者，成了这些社会阶层的喉舌，这一趋势最终导致在苏联建立了威权主义政权，这一政权造成了加速工业化和农业提前集体化的悲剧后果，在上世纪30年代进行了非法的大规模镇压，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催生出新斯大林主义并在改革时期和后改革时期使新斯大林主义死灰复燃。

戈尔巴乔夫改革及改革所催生的1980年代后5年的革新进程，实质上是对在我国的斯大林威权主义模式中得到完全体现的反民主趋势的否定和抑制。从这一角度来看完全可以把这一改革称作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和平的反威权主义革命。下面我们更详细地解释一下。

尽管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敌人和伪朋友把这一改革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并说三道四，但改革还是“自上而下地”、依据使社会回归十月革命民主理想的思想在历史上发生了。众所周知，这场革命一开始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掀起了巨大的民主浪潮。在群众落实苏维埃政权关于在国内建立和平，把土地交给农民、工厂交给工人，民族自决等的重要口号和法令的活动中可以看到民主的影子；民主在国内战争后的新经济政策中，在以后年代发展教育和文化中，也不断为自己开辟着道路，正是在这一时期人民的社会和艺术创作日趋繁荣，诗歌、造型艺术、戏剧、电影中的各种流派不断涌现和发展；受到十月革命理想鼓舞的创作知识分子的代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层面的新的苏维埃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的一些代表作，如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和长诗，巴别尔描写轻骑兵的小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