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一段时间之后十月革命的影响急剧削弱，反作用出现了——“革命开始吞食人本身”。这一时期（人们公正地称其为“斯大林热月政变”）正值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这一政权要打击的首先是进行革命的人，即所谓的“列宁近卫军”。如果不算斯大林，那么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提到的积极参加十月革命的著名人物，到1940年代初一个都没有剩下。因此，今天那些试图证明像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政治人物的同一性的人［7］，是把在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建立苏联和消灭官僚主义国家机关等问题上立场截然不同的人相提并论。他们还重提早已被人们忘记的斯大林关于两个领袖的说法，按照这一说法“列宁是昨天的斯大林”，而“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两个人中的一个是刽子手，而另一个是其牺牲品，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而且是肉体意义上的。

斯大林威权主义使人们对在我国建立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希望破灭了许多年，他使用了非常动员手段来实施工业化和进行战争，但未能使苏联社会对需要自由创作和普遍民主的科技革命新阶段作好准备，结果斯大林威权主义制度使苏联在20世纪下半叶处于停滞状态，给整个世界左派运动造成了难以愈合的重创。

众所周知，斯大林威权主义是在政权先后同“左派”、“右派”反对派激烈斗争中形成的，苏联社会上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个大的社会阶层没尝到这一斗争的后果。斯大林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是某些社会群体因革命动荡和国内战争而疲惫不堪的结果；这种疲惫尤为明显地表现在许多苏联公民对消除1930年代革命参加者的诉讼过程要么表示赞成，要么无动于衷。同时不能忘记，被关在劳改营中并坚持斗争的成千上万的人实际上在政治上都是反对斯大林及其削弱国内民主的方针的，这是彻底相信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的人。

应当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就其实质来说倾向于民主而非威权主义，威权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和反动，其社会基础，我们再说一遍，是官僚阶层。但由于官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所以它只能或是为劳动或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威权主义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不可能长期存在：它迟早会蜕化。这种蜕化或者将导致政治革命和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确立，或者以反革命告终，从而导致“野蛮资本主义”的确立，以及劳动者的急剧贫困化和社会的极化。通过改革的历史和改革后的俄罗斯，可以看到这一切在实践中是如何发生的。

按照我们的观点，把戈尔巴乔夫改革看做苏联社会彻底摆脱斯大林威权主义的任何表现和坚决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是最客观最符合历史事实的。社会主义的这些特点成了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的基础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看待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观点与当今新自由主义和强权共产主义的解释是截然相反的。按照我们的观点，戈尔巴乔夫改革既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也不是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这一改革就其实质来说是对苏联社会的革命革新，它要实现自由、公正、团结和人道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理想。简言之，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世界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中的第一次反威权主义政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