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有理论吗？

谈到苏联1980年代中期改革发生的历史应当指出，米·谢·戈尔巴乔夫是在学习列宁晚年著作的过程中产生对苏联社会进行革新的思想的，对此他本人多次讲过和写过［15］。众所周知，列宁受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了关于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他论证了使党和国家机关民主化的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要求自己的战友们实事求是地认识国内形势和第一次社会革命浪潮消退后世界舞台上形成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因此有些研究人员说得对，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初意图是向列宁的国家生活理想和准则作某种回归，消除苏联社会的斯大林变形。

在恢复十月革命理想和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主义观点的旗号下，所采取的具体改革步骤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当时的许多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如继续执行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谴责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路线，为许多历史人物——列宁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夫）以及其他所有遭到无辜镇压的公民恢复名誉，把禁演的电影“从架子上”拿出来放映，出版雷巴科夫、沙特罗夫、杜金采夫、贝克的激烈批判著作，再版“持不同政见者”和流亡者的文学作品，再版曾经遭到放逐的革命前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思想家的著作。

应当强调指出，苏联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者起初宣布的关于必须加快科技进步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得到了几乎全国居民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人的功绩在于，他们先于别人意识到必须彻底使苏联社会摆脱以官僚指令管理体制为代表的威权主义政权制度的残余。他们大大向前推进了社会，开始根据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原则对社会进行根本革新，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达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模式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民主社会主义”。因此不难理解当时的一句著名口号：“更多的民主，更多的社会主义！”

这不仅是一句口号，也绝不是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者关于“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要求的重复，这是一项贯彻这些口号和要求的始终不渝的政策，不久之后国内的民主就比改革前甚至改革后多了许多。因此只要回忆一下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氛围、政治家无止境的争论、公民的万人大会和游行、大众传媒越来越高的积极性，就足以体会和理解这一改革的极大革命性。这一改革当时所产生的氛围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颇像1917年的革命事件氛围，难怪这一时期开始把苏联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与十月革命相提并论。两者之间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有共同之处：当时千百万人积极参加了社会改造，由于他们改革成了苏联社会历史中的某种政治春天，难怪当时诗人叶·叶夫图申科曾说：“我们所有人都加入了改革党。”

直到现在仍有一种看法，认为改革者没有任何思想和苏联社会革新战略。当时最鲜明地表达这种观点的是作家邦达列夫，他把这一改革比作一架不知飞向何处和在哪里着陆的飞机。今天许多从右面和从左面批评改革的人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次“陌生的旅行”；М.科罗布科娃认为，“总书记已注定遭受改革的失败，因为他看不到经过科学论证的改革前景，不知道一些极其重要问题的答案。什么应当改革？谁解释了‘新思维’的实质？”［16］然而这些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这些观点只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改革的理论不可能在改革建筑师的头脑中一下子成型，而只能在实际运动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然而到1988年底苏联改革的思想已基本形成，从而使改革的倡导者和拥护者能完全自觉地对社会进行改革。

这一点为许多官方和非官方的改革材料和文件所证实。在这里我讲一个与米·谢·戈尔巴乔夫《论社会主义》一书撰写和准备出版有关的鲜为人知的事实。米·戈尔巴乔夫1988年8月在与自己的助手谈话时说，他坚决不同意一些人关于我们没有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的论断。同时他强调指出：“我们有改革的理论和政策，其实质在于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消除变形和个人崇拜、停滞时期的后果，消除一切阻塞和妨碍社会主义发展并使我们整个社会陷入严重危机的东西。我们目前观点的核心是要使人作为当事人回归政治进程、经济和精神领域，将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的工作进行到底。消除人与生产、与政权、与文化的疏远感。由此产生了改革、民主化、公开性以及后来的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换句话说，必须根本改变政治制度，使工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发生根本变化。”值得注意的是，米·戈尔巴乔夫在这次谈话中把改革称作“我们新的革命”，这次革命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社会思想、在理论上”实现了“突破”［17］。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后改革时期与自己的朋友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参加者兹德涅克·姆利纳日谈话时说：“改革的观点追求的是通过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结合使社会发生深刻的、质的改变。这是主要的、人道的目的。”［18］后来改革的政策作了一些修改，“但我们观点的意图、目的依然如故”［19］。

通过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进程的演进和政治方向可以得出结论，到1980年代末苏联社会的革新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不仅有戈尔巴乔夫与欧洲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多次接触（他与勃兰特、拉封丹、冈萨雷斯等的会见），不仅有苏共与各社会民主党在战争与和平、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上的合作，还有戈尔巴乔夫改革本身所取得的无数成果，其表现是，一方面允许私有制在经济中存在，另一方面制定了强有力的国家社会政策；为即将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准备的苏共新纲领草案也表明了革新进程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该纲领草案批判了原先的“兵营式共产主义”观念，发展了关于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念的思想。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其关于这一纲领的报告中说：

“昔日的教条束缚着社会意识，妨碍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意义。

我以所谓的苏共社会民主化问题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对我们的这种指责来自可以说是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的代表，他们难以摆脱教条式观念的束缚。但这些指责在一部分确实担心党的‘社会民主化’的共产党人中间也引起了反响。

这种担心源于早在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就已产生的思想分歧。当时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站在街垒的不同方向。但愿历史学家能搞清当时的变故。但显而易见的是，当时产生的对立的标准——对暴力、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态度，社会主义意识和政治先锋队的作用——已失去原有的意义。

我们变了，社会民主党也变了。历史进程使许多曾引起工人和民主运动、社会主义拥护者分化的问题化为乌有。那些今天拿‘社会民主化’来吓唬人的人，只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主要敌人——反社会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流派的注意力。”［20］

米·谢·戈尔巴乔夫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个别共产党员关于苏共更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建议的，但米·谢·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个问题只能由党代表大会或通过全党投票来解决。

同样，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文件也证明，不应当对这一改革的社会民主理念作极端自由主义的解释，今天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及与他们纠集在一起的新斯大林主义者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试图证明这一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过渡到资本主义。

历史真相既不需要美化也不需要丑化。在我们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是在揭示“社会主义制度”民主“潜力”、“社会主义前景”或“社会主义选择”的观点框架内发展起来的。米·谢·戈尔巴乔夫在一次口述自己的文章时谈到改革后几年的思想探索，他说：“什么样的出路没有寻找过？既曾试图完全恢复沙皇时代的制度，包括君主制，也曾想以单一形式——通过把精神垄断权转交给教会、宗教的方法来恢复人的精神。还曾打算培育可谓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光荣属于成功人士，而其余的人只能尽力往上爬。

人们在嘲讽社会主义选择时没有看到，社会主义之所以在大众意识中消失，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以斯大林主义的形式出现的。但这是暂时的现象。下一代人必将回归这一伟大的思想和希望。甚至连反共权威——大学者、著名哲学家也承认这一思想是有根据有理由的，承认这一思想深深扎根于人类历史的客观逻辑中。”［21］

这些话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因此我们难以赞同有些人当前所作出的关于在克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二分法”的基础上建立“未来新文明”的思想是“国内改革最终意图的基础”的论断［22］。

当然，对这一思想本身的成效没有疑问，然而在我们看来，米·谢·戈尔巴乔夫为说明人类发展的总前景所使用的“新文明”这一概念，主要不是改革时期而是后改革时期的产物。如果说得更准确一些，那么米·谢·戈尔巴乔夫1991年夏在伦敦“7+1”会晤时说明了对这一最普遍的思想的态度，当时他指出，革新的苏联将根据“普遍文明的原则”建立和运转。后来他发展了这一思想，开始谈论“新的概念性未来理念”。1992年春，米·谢·戈尔巴乔夫在慕尼黑室内剧院演讲时已经具体地指出：“我认为，探索的目的将不再是对比：什么更好——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需要符合21世纪标准的新的文明。”［23］不久他在揭示这一新概念的内容时谈到“向新的‘民族共同体’过渡”的问题，说这一共同体具有更高“质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架构、各国与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24］

后来，“新文明”这一概念随着米·谢·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结构理论和叶利钦激进改革实践的反思而不断具体化［25］。值得注意的是，近来米·谢·戈尔巴乔夫开始把“新文明”解释为取代现有的对抗世界的现实选择。在他看来，这一文明将由后工业或信息社会的现实趋势组成，这一文明将彻底消除共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性，这一文明“将包括人类在其漫长而充满矛盾的历史中所积累的最好的东西”，许多“全人类的、自由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价值”［26］将真正得到实现。

我们要再一次强调指出：在我们看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观点和理论没有超出而且在当时也不可能超出“社会主义选择”这一概念的框架。米·谢·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政治观点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直到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在我看来，那些认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的激进自由派，或是在改革时期什么也没学会的正统共产党人的人是错误的。他作为世界主要共产党的领导人，作为一个感觉到时代挑战和需要的人，当然不可能不随着改革的进程而在思想上发生变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在这些年中度过了“几辈子，而不是7年”［27］。同时他的传记表明，他直到现在在很多方面仍是一个持“左派”观点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世界极其重要的价值。甚至他在福罗斯被扣押的悲剧事件也未能改变这些观点。下面是他从福罗斯返回伊始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话：“我属于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我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拥护者……”［28］10年之后，他面对他所创造的新的社会民主党党员时重复了他已故朋友勃兰特的话，“一个没有说过‘社会主义’这个词的人不能被称作社会民主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