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教条

我们国家常常会发生奇怪的事情：旧的教条和神话还未僵死，新的教条和神话已取而代之，把威权主义与包括改革在内的苏联社会历史、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改革时期与后改革时期相提并论就是这种最新的教条和神话。然而没有比这离真理更远的了。下面我们努力解释一下。

当年，为显示“创新精神”，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完全不加批判地从A.乌拉姆、理·派普斯、兹·布热津斯基等思想保守的西方研究者那里引进了“威权主义”这一概念［8］来评价苏联社会的制度和历史。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威权主义”概念首先适用于评价政权制度，而不是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或社会历史；如果说到苏联，“威权主义”概念首先与斯大林政权的统治，而不是整个苏联社会历史有关。真理是具体的，在斯大林威权主义之后是其他的政治制度：赫鲁晓夫的极权主义民主政体，勃列日涅夫的极权主义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从极权主义向民主的过渡。那些像В.诺沃德沃尔斯卡娅一样把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斯大林威权主义相提并论的人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这一改革是对斯大林威权主义的直接历史否定和抑制。

当然，斯大林威权主义多年来一直为苏联社会所固有，然而把苏联历史看做一条威权主义形成和确立的不间断的线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这意味着把各种社会力量、政党和派别的矛盾以及尖锐的政治斗争抽象化，而这种矛盾和斗争构成了苏联历史的重要部分；在历史科学中这种方法尤其无效，因为它不是去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事实，而是把这些事实装入事先提出的概念中。说到这里我们要指出，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塔克尔和史蒂文·科恩对约·斯大林和尼·布哈林这样的政治家作了专门研究，他们认为威权主义概念是难有成效的历史认识工具，在他们看来，这一概念过于粗糙，无法根据它来理解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苏联历史，包括当局和反对派的相互关系等等［9］。

我们再说一遍：戈尔巴乔夫改革不是斯大林威权主义的继续，而是对它的否定和抑制。在苏联历史上，在改革之前上述两种趋势进行过极其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尽人皆知：给威权主义以重创的赫鲁晓夫“解冻”取代了斯大林独裁制度，后来它又被试图恢复斯大林制度的勃列日涅夫极权主义政权体制的“倒春寒”所取代。但它没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斯大林主义是与新时期的要求、与正在到来的后工业新时代背道而驰的现象，这就是勃列日涅夫极权主义逐渐让位于米·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所实施的民主改革的原因。

通过分析苏联改革的历史，我们认为改革上世纪80年代中苏联所存在的社会和制度是完全可能的，在这里我们完全赞同美国史·科恩教授的观点和理由，他对苏联制度是否可以改革的问题作了肯定地回答［10］。当然，拥护改革的人也持类似的政治和方法论观点，他们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摆脱当时还存在的斯大林主义的残余。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停止后，关于戈尔巴乔夫从改革前时期继承下来的制度似乎根本不可能改革的思想（原先有这种思想的只是反对改革的人）在以前拥护改革的人中不胫而走。例如，一位著名院士（媒体毫无根据地认为他扮演了“改革建筑师”的角色）认为，苏联制度“生满了锈，它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敌意。它不可能自行革新。不行就是不行”［11］。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娅持比较温和的观点，她认为从内部根本改革苏联社会在当时是可能的：“当时社会对变革的要求非常强烈。但现在我认识到，这一任务实际上是无法完成的。”［12］

今天，关于苏联社会根本不可能改革的思想已成为老生常谈，一些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试图根据这一思想来解释苏联的解体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米·谢·戈尔巴乔夫的看法也接近这一观点，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认为，苏联社会能否改革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13］，直到后来，经过全方面思考之后他才得出结论说，“不存在不能改革的社会制度，否则历史就根本不可能进步。至于说到改革进程本身，那么应当考虑到，改革一方面是因叛乱被人为中断，另一方面不应忘记，改革进行了将近6年，并在这段时间内做了许多有益和有历史意义的事情。”［14］在我们看来，那些抱住“苏联社会不可能改革”的教条不放的人没有发现，他们已陷入与现实和与自己的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这样他们实际上把整个改革变成了没有结果的历史流产，如果苏联社会不可能改革，那么为什么要全面开始改革呢？！

我们认为不应当忘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发生是历史必然性的要求。这种必然性在1985年正式开始改革之前很久就感觉到了，按照米·谢·戈尔巴乔夫的形象说法，苏联社会“确实孕育着改革”，这里的客观原因是，知识分子大声疾呼进行改革，要求言论自由、政治和思想多元化，目睹党政官僚不应有的特权的工人呼吁改革，追求社会公正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绝大多数苏联人希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