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明史

顾诚

我1934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50年高中一年级时患病休学，痊愈后尚未到开学时间，正好南昌市人民政府干部训练班招生，我就报名参加，录取后学习3个月，分配到南昌市人民检察委员会工作。195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参加高考，以求深造，自然是希望多读点书，在业务上有所成就。但客观形势却不允许，入学以后大量的时间被政治运动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侵占。4年的大学生活，从课堂上学得的知识相当有限，倒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通过一些非正常的途径培养了独立治学的能力。

1959年夏天，我所在的年级同学参加勤工俭学，任务是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即后来的第一档案馆）整理档案，地点在校内工会俱乐部，故宫的工作人员用汽车把档案运来。原来的档案是按时间（日期）顺序用纸包裹的，我们的工作是拆包后按内容分类再加包裹。这批档案是乾隆末到嘉庆初的，正是白莲教起义和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区苗民起义的时期。一个暑假亲手接触了这么多清代原始档案，大开了眼界。完成这项工作后，新学期刚开始，本年级同学又全体出动去密云县劳动，我在工地只住了一个晚上，接到通知回校另有任务。站在拉物料的大卡车上回到学校，才知道系里为体现全面发展，要拿出科研成果于建国10周年时向党献礼，课题自己选择。时间紧迫得很，幸好刚整理过故宫档案，就决定以乾嘉苗民起义为题目去故宫借档案。故宫明清档案部的同志真慷慨，一口答应，把这部分档案借来后，立即没日没夜地苦读、摘要，另从校图书馆借来严如煜的《苗防备览》和相关地方志作参考，稍稍清理出个头绪就动手写“书”，实际是一边看一边写。系里派了两位同班患肺结核刚刚痊愈正在休养的同学（王君、张建华）协助，做提修改意见和誊清工作。经过一个月的苦干，7万多字的誊清稿终于在10月初交到系里，题目就叫《清代乾嘉年间的苗民起义》。那时我们的思想真单纯，完成了任务，档案归还故宫，成稿既不署名，上交后也未留下片纸只字，这本誊清稿究竟怎么“献礼”，下落如何，就一概不问了。在学生阶段，有机会自选题目独立进行“研究”，可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这是我接触明清史的开始。

大学期间真正读了点书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从1959年起，被誉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灾难在全国先后暴露出来，店里货架上的各类商品在很短时间里像一阵风似的突然消失不见了。学生的粮食定量虽然没有减少，副食品却严重缺乏，不仅肉类每月凭票供应半斤，食油二两，连蔬菜也少到只能用水煮，不能炒。营养严重不足，许多同学得了浮肿病。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不得不作些调整，政治运动停下了，劳动也少了。同学们虽然每天饥肠辘辘，却换来了读书的时间。在物质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同学们在精神上却如释重负。我个人的经历又有点不同。1960年初，理论战线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日益明朗化。这时，中宣部和教育主管部门正抓全国高校的统编教材，世界现代史是同“修正主义”划清界线的重要领域。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抽调世界现代史教师和少数学生组成编写组，由北大周一良先生负责，成立了一个大组的领导班子。编写组先在人大铁狮子胡同校舍内，不久搬到北京大学，住进刚建成的十三公寓，几个月以后又搬到二里沟的北京市委党校四号楼，从工作开始到初稿完成大约有一年多时间。可笑的是，我被调去时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世界现代史是四年级开设的课程，换句话说是去编写自己还没有学过的课程的全国通用教材。尽管颇为奇特，我在边干边学中逐渐适应，到后半年还担任了分组的组长，除了自己分担的章节以外，要负责修改组内教师撰写的稿子。由于在编写工作中表现出初步的工作能力，1961年暑假前结束世界现代史编写工作回到学校，即被通知毕业后留系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