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系工作后，系主任白寿彝先生正搭班子研究中国史学史，成立了一个小组，组内有赵光贤先生、郭澎、一位姓赵的先生，还有我。当时，白先生住在西单武功卫，我们大约每月去他家一次，汇报工作并听取指示。白先生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探讨明代史学。经白先生同意，我先阅读了王世贞的史学著作，如《弇州史料》、《弇山堂别集》，参考一些相关评论史料，写了一篇《王世贞的史学》，交给白先生。他又指示我去研究《明史》的纂修过程，这个课题有解放前出版的李晋华先生写的《明史纂修考》，白先生的意思是偏重于史学思想方面兼顾明史的纂修过程。我提出可否逐步进行，由于当时万斯同的明史稿颇难见到，就先从王鸿绪的《横云山人史稿》同《钦定明史》入手。经白先生同意后，自己买了一部线装本《明史》，借来《横云山人史稿》，逐篇对读，凡遇《钦定明史》作了修改处，哪怕一句话，甚至关键性的几个字都抄录下来。对读完毕，把两部书不同处列表写出，这份对照表一共有50多张大幅稿纸。再查阅《清实录》等书中有关撰修明史的记载，特别是康熙皇帝几次谕旨，最后写成一篇《从王鸿绪的<明史稿>到<钦定明史>》的论文。把论文稿连同对照表呈交白先生，他转交赵贞信先生处理，从此不知下落。依稀记得我的论文基本意思是：康熙审阅了明史稿后，发觉其中对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甚多，很不满意，指示纂修大臣应严格掌握分寸；后来修成的《钦定明史》显然体现了康熙的意图，删改之处多是掩饰明朝统治者的阴暗面。白先生给我的新任务是研究谈迁的《国榷》。工作刚开始，白先生又另有打算，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组的人员和工作方法进行全面调整，原先组内人员由系里另行安排工作，另选了两位年轻教师和外校来进修史学史的教师重组史学史课题班子，组内人员从研读《史记》打基本功开始。人事变动的内幕有时很难说清楚，我离开史学史组决不意味着白先生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后来他曾两次找我谈要我回史学史组，是党总支没有同意。在史学史组待了一年，即1961年9月到1962年8月，最大的收获是认真阅读了上述几种明史基本史籍，还在中国书店买了一部木刻本的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石印本昭梿的《啸亭杂录》、线装本魏源的《圣武记》以及中华书局排印的“晚明史料丛书”等著作，自行研读，基本上掌握了明代历史的线索，也培养了我对明清史的爱好。这以后工作岗位虽屡经变动，仍不能忘情于明清史。如1965年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的《对朱元璋政权性质转化问题的商榷》一文就是当时的“业余”作品。

离开史学史组以后，系里把我调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1965年暑假后，我作为历史系三年级的班主任和同学一道赴山西长治参加农村“四清”。在乡下期间，接到系里通知，学校成立了外国问题研究所，我和系里三位更年轻的教师被调到外研所美国问题研究室。到1966年6月从长治回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铺天盖地而来，校内是一片揪斗的肃杀空气，按编制说我已属外研所，在那里领工资，但我当时正担任班主任，惟恐三年级同学误以为我逃避斗争，所以回校后仍在历史系参加“文化大革命”。幸好，我同“史三”同学关系不错，没有受什么冲击。在历史系参加的“战斗队”是个“老保”组织。几个月后造反派“师大井冈山”夺权，“老保”组织纷纷自动瓦解，我就到外研所去参加“运动”了。外研所自然也是“井冈山”一派掌权，我这个新来的归附者只是奉命写大字报、抄大字报。接着是“复课闹革命”，外研所也恢复了部分工作，上班时我们室是阅读新到的美国报纸、杂志，从中选择问题，整理成系统的资料。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为什么在“文革”那样禁锢的情况下，会允许外研所花费宝贵的外汇订阅多种外国刊物（除美国问题研究室订阅美国报刊外，外国教育、苏联文学、苏联哲学三个研究室也订了不少国外相关报刊），而且在当时也没有一个上级部门过问我们的工作。这样糊里糊涂地跟着转了几年。混到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我可是大彻大悟了，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的副主席竟然叛国出逃，“文化大革命”的荒谬和不可预测已洞然于心。从此我除了上班时间勉强应付外，星期日和业余时间就用来研读明清史。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历史系资料室管理员马国靖先生，那时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都一概封闭不准借阅，我私下找着她，请代帮忙借些书看，她毫不推辞地答应了，让我在下午下班后系里师生都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带我进入资料室挑选书籍藏在大书包里带回宿舍阅读。读完后又以同样方式请她换借其他书籍。这种秘密活动如果被发现，马先生是要吃大亏的，幸好每借一次书总得隔相当一段时间，持续的时间虽长，却从未被人撞见过。另外，有一点也附带说一下，在“文革”之前我摘录的明清史资料已经不少，有那么一堆（我不习惯用卡片，因为卡片既贵又太小，一条长的史料得抄几张卡片，所以改用小张稿纸和笔记本抄录）。“文革”初期抄家之风极为盛行，连我这个“助教”级（“文革”前即已废除职称）的教师也未能幸免，虽然只是走了过场没有什么“收获”，对我的精神压力还是不小的。自己静下心来把书籍和抄录的史料检阅一遍，把其中凡是可能作为思想政治问题上纲的东西统统送到当时颇为兴旺的废纸收购摊，按1斤1角多钱的价格全卖了。在处理抄摘的史料时我留了个心眼，把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保存起来，即便有人看到这也是历史上的“红线”材料，而从朱元璋起的与帝王将相有关的史料都进了造纸厂。这就是后来重理业务以探讨明末农民起义为起点的一个重要原因。1971年以后干的私活就是探讨明末农民战争，外研所实行坐班制，只有星期日和晚上时间可以利用，从系资料室能借到的书又非常有限，我就利用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到南京图书馆查阅地方志和其他史料。当时南京图书馆在颐和路二号，离我哥哥住家近在咫尺，但南图也不对外开放。靠着哥哥多年在江苏省政府工作的关系，他找了一位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熟人开了一张介绍信，大意是“因革命工作需要”派某某同志来查阅有关古籍。南京图书馆在不开馆的情况下破例让我在二楼阅览室阅读。一个月时间看来不长，可是带有目的地专心致志读书，还是收获不小的。几次南京之行，弥补了不少在北京找不着书看的困难。回想起来，许多学术界同行是在1976年“四人帮”垮台，甚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理旧业，我多争取了5年左右的时间（尽管不是全部时间），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