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把弘光一朝的党争说成是马、阮阉党同东林—复社“正人君子”的较量并不正确。核心问题始终是围绕着“定策”而展开的。李清记载了八月间在弘光帝面前的一场争论：“时阁臣士英与曰广同诋上前，曰广曰：皇上以亲以序合立，何功？士英厉声曰：臣无功，以尔辈欲立疏藩，绝意奉迎，故成臣功耳。”阮大铖的起用虽出于马士英的推荐，但他的受到重用，由削职为民被任为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巡视江防，原因是他力主拥立福王，从而得到朱由崧的信任。弘光即位之后，原先主张立潞王朱常淓或持保留态度的大臣内心明白自己已经失势，朝廷大权实际上落入了“定策”武臣和迎合四镇的马士英等人手中，而这种局面又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像哑子吃黄连一样有苦难言，一部分人借攻阮大铖、攻四镇，想稳定自己的地位，结果败下阵来，自行引退，如兵部侍郎吕大器、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吏部尚书张慎言；另一部分则委曲求全，如史可法被迫交出首席大学士的职务，“自请督师”。弘光元年（1645）三月史可法在一篇奏疏中痛切陈词：“臣草疏甫毕，哀痛不胜，溯流穷源，因致追恨诸臣误国之事非一，而门户二字实为祸首。从门户生畛域，从畛域生恩怨，从恩怨生攻击。所以《春秋》之始，首严朋党之诛。而门户之名，竟结燕都之局！”可见，他也意识到自己深受“门户”牵制之害。另一位东林钜子钱谦益的表现更具特色。他在南京立国前竭力鼓吹立潞；马士英、阮大铖得势后，又摇身一变，为马、阮唱赞歌。在奏疏中说：“臣观三十年来，文臣出镇，克奏肤功者，孙承宗后马士英一人耳。”又说：“先帝钦定逆案，一时握笔之臣，未免轻重有心，故出故入。……逆案之故入者，阮大铖当周宗建攻逆阉时实赞其议，安有引人攻阉而身反赞导者？”由于他转变得快，由礼部侍郎升任尚书。

弘光立国仅仅一年时间，大臣联袂而去，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是马、阮奸臣当道，驱逐群贤。实际上是因为参预定策者多为大臣，在定策中持异议者自必不安其位。另一个原因是那些致仕回家的大臣并没有料到清兵南下，弘光政权迅速瓦解，他们原以为可以雍容有度地在家乡或借寓之地（如张慎言）过乡绅日子，等待朝廷局面改观时东山再起。自然，他们又一次失算了。事实证明，弘光一朝的大臣当中没有一个安邦定国之材。

朝廷大臣矛盾激化，旷日持久的唇枪舌战，置国事于不顾。一些有识之士也感到国难当头，应当捐弃门户之见。七月，户科给事中熊汝霖上言：“臣观目前大势，无论恢复未能，即偏安尚未稳。孜孜讨究，止应有兵饷战守四字，今改为异同恩怨四字。”“徐谕德里居，感愤时事，贻同事书曰：今日贤邪之辨，不可不明，而异同之见，不可不化。以君民为心，则和一之至，不必合党同群，而自无不同。以职掌为务，则猷念各分，不必破党涣群，而自无不异。用人者执此为衡，其忠君爱民，精白乃心者为君子，否则小人；修职就业，竭节在公者为君子，否则小人。”可是，弘光政权一直是在大臣和军阀的勾心斗角中苟且偷安，在内讧中粉墨登场，在内讧中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