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自编自演抗日话剧

我们一班人比较突出,其中有一位年岁较大的王惟精，奉化人，他兼管学校藏书，老成练达得像一位管家。高二的一个暑假，我从他那里借来所有论社会主义的书籍，分类摘录，编成一本书稿，叫作《社会主义论丛》，其中所抄录的有民主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派别的论说。1949年以前，甚至其后，我一直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中的一派。整整一个暑假我读了十几册书，完成了这份手抄本。翌年来了一位留美学生，广东人，西装革履，手持文明杖，成为我们高二的公民课教师。据说这位先生曾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头衔。他见了我这本自抄自编的《社会主义论丛》如获至宝，说要拿去看一看，从此没有还我。后来他到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当上教师。这位留学生在堂堂国立大学课堂里宣讲的课程竟是我这位尚未毕业的中学生利用一个暑假所抄录的东西。这件鲜为人知的逸事是1931年考入中大农学院的我的三位同班同学（樊正禀、朱海帆、欧世璜）告诉我的，当时我们愤慨之余也只有捧腹大笑而已。

与这位留学生大约先后来校教书的另一位老师是吴启道先生，奉化县人。他是沪江大学正式毕业的大学生。他的父亲原是最早教过蒋介石的老师，所以吴启道先生于大学毕业后就进到侍从室，成了蒋委员长的随身秘书。这位先生为人耿直，酷爱文学，醉心鲁迅著作。我想，他在最高统帅府任职时一定是个自命不凡的人物。他也确实不平凡，他自学世界语，来我校教的就是这一稀罕的语种。他为何弃政从文呢？说来非常奇特，令人愕然。1929年蒋介石遭到各界的反对。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在上海散发了一张传单，直指蒋介石的十大罪状。我们的这位老师役于蒋先生（侍从室的工作人员都称委员长为“先生”），认为这份传单应该让“先生”知道。他取得传单后，思虑再三，毅然把传单直接递了上去。蒋大怒，他拿起电话听筒把写字台的玻璃板砸得粉碎，厉声喝骂：“滚！滚！”吴启道是个书香门第的子弟，哪里受得了这番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就怒气冲冲不加解说从委员长办公室里走了出去，再没有回头。他带来的新书全部向我们开放，我们得到了在上海才能买到的新文学书刊。有了这么一位刚直的老师来到，自然使学校生辉，让学生感到自豪。吴老师有个外甥周宏涛，比我小两岁，我们两人是形影不离的兄弟，于是我跟吴老师也就有了密切的来往，我从他的书架上选了剧本来读，对英国王尔德（Oscar Wild）戏剧的中译本尤感兴趣，在他的指导下，就试编了话剧脚本。在林汉达先生培植的土壤上，我班同学成立了一个名为“爱美剧社”的团体。我们最先演出的话剧是《一片爱国心》，以江北岸“天蟾舞台”为剧场，首次公演获得空前成功，宁波全市文化界为之轰动，报纸为我们宣传，商界为我们出钱，从此自编自演话剧成了我们业余的最大爱好。以后我又在另一剧中借用吴启道先生的高级中山装，戴上他的琥珀色镁边眼镜，化装扮演“县长”角色。出场时竟使观众全体起立，错认为是真的鄞县县长上台了，久久没有坐下来。报幕人不得不出来向观众打招呼，“这是戏里的县长，不是鄞县的县长”，话音刚落，哄堂大笑。我只得仓促回到后台，在再次大笑之后重新亮相。这次演出在中山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剧院进行，剧本的情节是惩治一名残害良民的贪官。

同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出于人道主义救灾的热情，我编了三幕话剧《王老爷》，在基督教青年会礼堂演出，揭露当时在天灾人祸下政治腐败、官吏无能造成生灵涂炭的悲惨结局。当场收到义捐两千多元，全数由校长汇给冯玉祥将军分发给当地的农民，冯将军复电嘉奖了我校“读书不忘同胞”的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