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情场上急流勇退

教会学校一贯培养学生演说和背诵的才能，年年举行比赛。我多次参加了这类活动。初次登台，吓得全身颤抖，以致讲台摇晃起来，引起观众大笑不止。正是这种善意的嘲讽的笑声反倒促使我心情平静、沉稳起来，敏感的观众又报以鼓励的掌声。初次尝试成功了，我背完了演说稿，还得到了表扬。以后几次又取得一次次的优异成绩，名字赫然被刻在一块镌有历届优胜者姓名的铜牌上。

除学校举行的竞赛外，1928年夏，市府教育局也开始举行这种活动。全市几所公私立男女中学校报名参加，评判员都是地方上的党政要员，显然以政治观点评分，且占总分的一半。名列第一的是以《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为讲演题的四中学生。这次我的讲题《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运动》，显然不合当政者的口味，名落孙山，这要怪学校的“三不管”方针。这样一件有关学校声誉的比赛，居然没有一个教师关心，没有一个教师出来加以指导，而同为教会学校，则男校不如女校。甬汇女中也是美国浸礼会和英国长老会合办的一所女子完全中学（即今宁波六中）。1923年该校新校舍四层楼落成。1927年，长老会、浸礼会两教会将学校移交国人管理，公推一位独身主义者（沈贻香女士）为校长，她积极治校，致全力于学校事务，以重金聘请专长中文的男教员为导师。在这次全市比赛中，该校的一位学生名列第二，开了宁波男女平分秋色的先河。与此同时也引起我对于那位获奖者的盲目爱慕，竟然将她引为自己的楷模。我乘这次机会，偷偷地给这位女生寄了一封“贺信”，热情的话多了，像是一封情书，其中有些文字是当时的老派人不能允许的。我的这封“贺信”被收信人的姨妈没收，告到校长那里，对我校提出严重警告，顿时传为话柄，引起新旧两派争吵得很厉害。可是奇怪的是，女孩子们给我的信件从此反而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一位邻居的女孩子，也以写文章为乐事，曾与我合译上海广学会委托的“主日学”英语课文，来往多了，开始有了感情，从此议论亦多了。在我所收到的信中，她们互相攻击，互相“拆台”，使我对这些女孩子产生了恶感。这些女孩子多好奇尚异，背本趋末，徒以文章自诩，以无用的空话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我见她们如此钩心斗角，使我索然无趣；又因我一度确实得到过邻居家的那位女孩子的好感，从而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是是非非。自此急流勇退，潜心向学。1928年暑假，我借她家的楼房后间居室作为书房，不管这类议论，潜心闭户读起书来。瞿秋白先生的著作就是在那里攻读的，可惜我对左翼作家的著作，甚至包括鲁迅先生的杂文在内，大多都“读不懂，嚼不烂”。究其原因，恐怕不是智商问题，我想是缺乏社会经验的问题。依照我受到的教育，到了那个年龄，几乎已经定型，能读懂并能加以概括的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手摸得着，耳听得到，我以慎独为能，以践履为是，对大而虚的系统概念总不能领悟理解。凡是在自己有限的经验中能体会到的就懂，凡是超越这有限识见的就无吸取的能力，我仅仅模模糊糊了解其中的一些警句。凡以天地真理，全能全德自任的东西总怕上当，总是宁愿不信不懂。在我的头脑里，自幼缺乏对博大精深如中国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和西方包罗万象、万化定基的玄妙之论的兴趣。度过了这个烈日炎炎的酷暑，我放弃了那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读“天书”的生活，回到学校又去追求那套由零零碎碎点点滴滴、细枝末节的事实而后得出体会的智识，于是我的思维方式始终停留在普通人的经验、直觉、感性、理念、能在生活中得到验证的水平上，对于那种永恒定律、绝对真理之类的说教不愿诚意地加以接受。一句话，我不愿被书本所俘虏。做学问和做人是不能分开的，宁愿苦些，就怕受骗。

有幸的是甬江女中有一位大小姐竟然赏识我这个无名小卒。1928年冬，她以四十块银元的高价聘请我到她家里为她的三个小弟弟补习三门报考高小的功课。不消说，这是一户富裕人家，高门大宅实在令我望而生畏。有当教馆先生的机会，又无知难而退的勇气，也就欣然从命接受了。

宁波的气候恶劣是出了名的。酷暑炎炎，寒冬凛凛，台风过后，百草凋零。在这样阴霾铅色的苍穹下阴雨绵绵。一个少年要到十几里路以外去辅导三个不到十岁的富家子弟，真有说不出道不尽的苦楚。这三个孩子规规矩矩地坐在四方形的八仙桌旁，留出一个上位给教馆先生，他们都是头戴瓜皮帽，身穿狐皮袄、绸背心的小老头，个个木鸡似的等待着我开口。说好是补习初小三年级的数学和语言两门功课。我感到吃力的是不知从何教起，只好边问边教，好在他们的大姐从来不过问讲习的效果，这就解除了我的忧虑。过了几天，孩子的顽皮本色就暴露无遗了。他们从桌面上伸出大拇指，上面画有张飞、孔明和曹操的脸谱，来回转动，在我眼前演出《三国演义》话剧。仔细观察，他们手指上的头像是套上去的制成品，所以脸谱大小、容貌浓淡都清晰可见。当这些人物来回进退之际，我哭笑不得。如此顽皮下去，怎能完成任务向人家交代呢？我起先想告状，后来又想不教了。我毕竟也是个尚未成熟的年轻人，任凭作弄实在难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敷衍了这一天，回归的路上，欲哭不能，欲笑又止。觉得无可奈何，也怀疑这四十块大洋是否将成为问题？但这种心事我也从未向父母亲吐露，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是到青年会去教点英文。

从家里到教馆这一路满地泥泞雨水横流的小路。每次我先把袜子脱掉折起来，再把鞋子放在书包里，光着脚板在冰凉的石块或卵石铺成的或全是混浊泥浆的道上步行，来回十几里，天天都是这样。等到泥路走完，就用手绢擦干冻得通红的双脚，再穿上存放在书包里的袜子和布鞋。这时感到有阵暖气袭上心头，内心添加了一种克服困难、自强自信的乐趣。就是这样，我在一个是暖室，另一个是冰窟的两个世界中奔波前后三十天。当我拿到用红纸包裹的四十块闪闪发光的银色大洋时，体会到了挣钱之不易。我把这第一笔收入献给了父亲，作为他六十岁生日的礼物，我并没有说出我是怎样得来的。